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沿着蜿蜒的历史之路回头打量色彩驳杂的二00七年的中国，有一个词也许会被重新提及——表达权。那个时候，这个词或许已显得“老土”，但它在二00七年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必定会令后人充满“温情与敬意”。

　　没赶上互联网时代到来就已离世的作家王小波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他将这样的人称为“沉默的大多数”。互联网的勃兴，似乎解除了顶在中国人头上的这条“咒语”，人们越来越敢于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在二00七年，这种表达的权利，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正在凸显。

　　年初，重庆市民杨武站在自家窗口紧握拳头，此时，他的房子已是一片废墟之上的“孤岛”，他的妻子吴苹则凭借法律和个人精明对阵开发商。这对夫妻被冠以“史上最牛钉子户”的称号。经过十五个昼夜的对抗，他们获得九十万元营业损失补偿。面对强势的开发商，杨武夫妇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以独特的方式申明自己的权利，成为捍卫个人财产权的标志性人物。

　　年中，厦门上百万市民都在转发同一条短信，号召大家共同行动，抵制有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PX化工项目。在群情酝酿的关口，厦门市政府宣布缓建PX项目。虽然该项目是否上马目前仍无定论，但厦门市民群体性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的项目决策程序。

　　年末，一只色彩斑斓的华南虎出现在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照片中，周声称自己抓拍到已经绝迹二十多年的野生华南虎，随即引来网民一片质疑。层层推进的“华南虎照片事件”，是一次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它依托的是来自民间的自发力量和网络平台，昭示着中国民众并不缺乏权利意识与探求真相的精神。

　　这一年，从北京的“酒仙桥危改”到无锡的“太湖蓝藻”，从辽宁的“钢水案”到山西的“黑砖窑”，中国人的表达欲透过互联网奔涌而出。人们正在认识到，网络不再只是一个消遣解闷的“娱乐场”，也是一个维护自身权益、推动社会文明的“话语场”。

　　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表达权”的概念后，十七大报告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的四项基本权利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民意的影响力逐渐上升。比如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座谈会、听证会成了常用的表达工具。在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过程中，政府通过网络征求公众意见。

　　习惯于让权威替自己作主的升斗小民，开始学习展现自己的立场，主张自己的权利。习惯于“不争论”的中国社会，开始学习尊重他人的不同声音，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

　　但这种学习看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传统的思维和现实的利益纠葛仍然在影响人们正常行使表达的权利。

　　与其他权利一样，自由表达的权利也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经过无数次努力争取来的。二00七年，中国人在争取这一权利的征途上步履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