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需要大家都同意才能合起来，就叫“五合章”吧

　　不过，当这枚日后变得著名起来的印章第一次被提出来时，围坐在一起的新老党员普遍有一种忧虑。据谭洪卓回忆，会上他们几乎“不约而同”有些担心：这算不算是私刻公章？会不会违法？

　　对此，村支书谭洪勇想了想说，这只是财务章，不是行政章，只搞财务监督，与其它事务无关，“可能没问题”。

　　散会后，谭洪勇还在想着这枚印章，晚上上了床，又从床上爬起来，用铅笔画了一张印章的草图。当他后来拿着草图找到村里的老木匠谭洪灿来刻这枚印章时，老木匠也犹豫了，问：“我搞这个是不是犯法？”

　　“可能不到犯法吧。”村支书回答，紧接着补上一句让老木匠吃了定心丸的话：“有责任我来负。”

　　谭洪灿于是接了活，从床脚下把刻章用的工具翻出来，又找来一截梨木，劈成五瓣，一瓣一瓣开始雕刻。他喜欢刻章，不过此前只是偶尔为村民免费刻私章，对方请他喝次酒吃顿饭作为回报。这一次，这位58岁的木匠也只是在晚上干完一天的活儿后，利用空闲，戴上5元钱一副的老花镜，坐在他的吊脚楼里，慢慢刻着这枚印章。

　　他也没想到，自己制作的这枚印章，后来“影响这么大”。当记者们蜂拥而进这个小村寨的那些天里，他正和村里的前任支书谭洪江一起，在邻村给人赶修吊脚楼。当村里为配合记者采访特地找车将他俩接回村时，谭洪江心里还在嘀咕：“是不是犯错误了？”

　　直到接受过几拨记者的采访后，谭洪江仍有些拿不准。“我们现在还有怀疑，到底是好还是犯法？”这位将花白头发梳成背头、敞怀穿一件呢子中山装的老支书用不大流利的普通话说，“对我们村来讲好，对法理上来讲我们不懂得。”

　　类似的担心老支书30多年前就有过。据村里的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一场火灾几乎将全村的吊脚楼烧光，紧接着次年又遭遇一场旱灾，因为穷得过不下去，部分胆大的村民便开始私下里偷偷分地。镇里派干部前来驻村纠正，并呵斥：“你们这是‘小台湾’。”据说，谭洪江当时就因怕犯错误，“不敢搞”，没有参与。

　　当谭洪灿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将刻好的印章交到新任支书谭洪勇的手里后，不久村里就召开了村民大会。

　　2006年4月3日，60多个村民吃完晚饭陆续集中到村里小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教室内。女人们把孩子也带来了，男人们抽烟把教室弄得烟雾腾腾。这天晚上的会议内容，除了村主任宣读镇政府文件、分发稻种和营养液之外，便是投票选举民主理财小组的成员。人们看到那枚印章摆在桌上。村支书谭洪勇说：“希望你们选出最信任的人来管这个章，来监督村两委的账。”

　　村民们趴在课桌上，在发下来的空白选票上填写姓名，不会写字的请人代填。很快，全村4个村民小组各自选出一名代表。而这枚印章的构想者谭洪源以支部委员身份当选。当着村民的面，5个人当场从村支书手里各自接过自己那瓣印章。

　　“也就是授权了吧。”谭洪勇后来笑着说。

　　按照最初定下的规则，5人中只要有一人不同意，村干部的票据就不能报销。“既然需要大家都同意才能合起来，就叫‘五合章’吧。”谭洪勇说，自己最初就是这样给这枚印章取了现在的名字。

　　生气不生气我们不管，给我们五合章就有这个权力

　　那天晚上，38岁的养鸭专业户谭元煜从村支书手里接过一瓣章，揣进口袋，也“没怎么在意”，回家把章锁进了箱子。尽管他觉得支书会上的发言“讲得好”，但还是有些“怀疑能不能用得上”。直到大约两三个月之后，村里喊他们“管账的”拿上章去开会。

　　事实上，此前按照上级的要求，村里早些年就成立了村民理财小组。只不过小组成员并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除了4个村民小组长之外，便是村干部，包括村妇联主任。谭元煜也曾是成员之一。他说那时就是村里结账时，把他们都叫来，帮着用算盘或者计算器算算账。

　　“那时没有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他们就是跟我们一起把账算好。”村支书谭洪勇说。他的哥哥谭洪康在一旁笑着解释说：“我们好像是一伙的。”

　　每到年终，村里把算好的账目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出去，一般只是写上若干项花费的总体数目，比如办公费、招待费。尽管每次公布，榜上会注明，如有群众对账目有疑问，可到村委会查验发票，但很少有村民真的去查验。事实上，按现任村主任谭洪康的说法，“反正已经结账了，查不查都无所谓了”。据一位村民说，此前也确实曾有过一次村民表示要查验发票，但是当时的村主任“不吭气”，最后不了了之。

　　“把账目贴出来只是通知、告知。”谭洪勇说。而一张票据能不能报销，其实取决于村主任的签字，“可以说是村主任说了算”。村主任的票据，则只要找村支书或者文书签字就可以报销。

　　所以，当谭元煜和另外4个“管账的”吃过晚饭，第一次揣上各自的那瓣章坐到一起，村干部把票据掏出来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发现，情况似乎不一样了。现在，“一张发票能不能报销，由五合章来决定。”老木匠谭洪灿说。经过村民选举，这位老汉也拿到了自己制作的一瓣印章。

　　每张发票，都要在5个人手里传递一圈，轮流看过。“我们监督每一张发票。”养鸭专业户说，“每张发票用在哪里，我们要心里有数。”

　　在五合章第一次“办公”之前，村支书谭洪勇说，自己其实“有些紧张”，怕有票据通不过，“那就太丢脸，太没面子了”。不过至今他还没有被否决的票据，因为“我办事从来都很小心”。

　　不过他的哥哥似乎没有这么幸运。第一张发现有问题的票据便来自这位村主任。那是去年9月谭洪康去县里参加一个扶贫培训会，他只在票据上写道：“下锦屏去开培训会花28元”。以前“条子写到这样就可以报了，不用再详细”，但这一次，当它最先到达谭元煜手中时，没能通过，而在其余4人那里，同样没能通过。

　　村主任解释说，这28元，其中车费10元,买了一包烟应酬用，花了11元,吃了一顿便餐7元，因为“我爱喝点酒”，这其中2元是酒钱。

　　但他的解释遭到质疑：开会是有伙食的，怎么还要买便餐？他再解释，会议最后一天没有饭了。但这却没法让这5个人相信。此外，那包烟确实是用于应酬，还是他自己抽了？

　　5个人最终一致同意不予报销。“这张票我们先留着。”养鸭专业户对村主任说。

　　“不报算了。”村主任拿过票，当场一把撕了。“当时很生气，”他事后说，“我去3天才花28块钱，他们都不给我报。”

　　“当时(气氛)是有点尴尬的。”谭元煜回忆。但老木匠谭洪灿事后却呵呵笑着说：“生气不生气我们不管，给我们五合章就有这个权力。”

　　不过谭洪康从此“吃了教训”，此后票据都尽量交待得清楚明白。据说这张票据是他至今唯一没有被通过的一张。

　　另一张被五合章否决的票据，来自村文书谭元均。今年的一次审核中，他出示的一张16.5元票据被卡住了。票据本身写得很清楚，注明他是去县城为村里办事，其中12元是来回车费，买一包烟4元。不过，当票据在5个持章人手里传看时，有人发现，票据上注明的日期正好与文书受朋友邀请到县城去喝喜酒是同一天。结果，毫无争议地，5个人一致同意不予报销。“你这是办私事。”他们说。这一次，5个“管账的”人，当场把这张票撕掉了。

　　还有些票据引起过质疑，比如一次上面来人，在文书家设饭招待，文书和支书将各自支付的费用分别写成票据报销，尽管5个人最终同意给两人报销，但却提醒道，以后同一事由必须写成一张单据。

　　“现在有了五合章，我们有权力了，5个人力量就大了。”谭元煜说。当他最初当选时，曾对一位村民表示，“这事不好当”，审得太严容易得罪人，审得不严又对不起群众。“我们的压力也大，”他瞪大了眼睛大声说，“他们要是乱花钱，群众会骂我们的，是我们给他们盖的章。”

　　5个“管账的”人，一个季度审核一次村干部们的票据。他们总是在晚饭后，从锁着的箱子、柜子里，或其他隐秘的不让家中孩子甚至老婆知道的地方，翻出各自的那一瓣印章，揣在身上。有时集中到村里小学的教室，有时集中到村委办公室，几乎每次都会审到夜里十一二点，然后打着手电沿着村里弯弯曲曲的小路各自回家。

　　据说，至今他们审过的票据总共有258张，其中5张没有通过。除去村主任和文书各一张之外，其他3张经办人都不是村干部，票据写得不清楚。

　　这些已经通过审核的票据里，有今年4月“招待县委陈书记到我村考察工作(支出金额)45.7元”，其中，“米酒3斤×1.7元＝5.1元，豆腐两块2元，猪腿3.8斤×7元＝26.6元,漠沙烟1包12元”(陈书记本人表示最终没吃这顿饭)；有订做生态环境警示牌花去的272元；有请人开车到镇上拉回村办公桌椅的车费60元；有买3斤铁丝和1斤铁钉花去的9元。其中最小的一笔支出，是花1元钱买了一瓶胶水。

　　在村支书谭洪勇手上，最大的一笔支出是花286元邮购了一本《最新社会主义新农村规范化建设与党支部规范化管理实用手册》。此前，这位退伍兵回乡后，曾自费订阅过《解放军报》和《贵州日报》，他还常收看中央电视台7套，因为可以“了解中央的情况”和致富信息。而村主任谭洪康今年花费最大的一笔账是用860元为村里买水表。

　　所有这些通过的票据都郑重地盖上了五合章，尽管这些红印章常常能看出5条明显的缝隙。几乎每次审核完毕，大多是由老木匠谭洪灿亲自将五瓣印章合一。有时他用胶带把五瓣章捆起来，有时用铁丝把五瓣拧到一起。后来谭洪勇看到固定自来水管时用的铁箍，就让他哥哥花3元钱买了一个。现在，他们把五瓣章套进铁箍，然后用螺丝刀将铁箍的螺丝拧紧。

　　当5瓣印章合到一起时，中间是一颗五角星，四周刻着14个字：“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前12个字每3个成一瓣章，“审核”两字单独成一瓣，字体比其它字都要大。

　　谭洪勇说，当他们最初商议在印章上刻哪些字时，曾考虑不要“平秋镇”3个字，但发现字数不合适。至于“民主”两个字，是自然而然就有了。“要是没有‘民主’，那还有什么意义？你也可以理财，我也可以理财，但现在是让‘民主’来理财。”

　　什么是民主？这位村支书的理解是：“民主就是让大家都来说话，都来监督你。发扬民主，就是让一些人来监督你。”养鸭专业户谭元煜说：“民主就是做事公开，费用公开，大家都知道。”而老木匠谭洪灿认为：“民主就是人民选出来的。”村主任谭洪康则说：“民主就是让人民来作主。”

　　当然，“如果把‘民主’两个字去掉，字数也不够啊。”谭洪勇笑着说。

　　现在，当村里写在大红纸上的账目贴出来时，尽管仍然只列出几项花费的总体数目，但57岁的村民杨玉炎说：“公布出来的都是盖过五合章的，就是正确的。”说这话时他正坐在村小学旁边靠着一座吊脚楼的壁板在闲聊。在他看来，这5个人，能代表全村村民管“村里钱的出进”。“我们选出来的，我们放心。”挨着他坐的76岁的村民彭荣榜用艰涩的普通话说，“个人包办不行，两个人也不行。两个搞的事情都不相信，5个就相信。”

　　这5个人监督村干部们把村里的支出写得清楚明白，比如招待费，买了几斤肉，喝了几瓶酒，都要一一写明。他们还会求证是否确实有过这样的支出，据说有时甚至翻开村里的日志，看看票据上写的日期是否有领导来过村里。

　　但是，谭元煜也承认，他们的监督“不可能精确到一分一厘”，比如多报一斤肉、多写一瓶酒等等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他还是认为，“现在比原来好得多”，“这章可行”！

　　麻烦。但不麻烦就不体现民主啊

　　当村里第一次选举5个“管章的”人时，按照最初定下的规则，除了4个村民小组每组选举一个代表之外，另一个“一定要是支部委员”，因为“民主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嘛”，村支书谭洪勇这样解释。

　　等到第一届5名成员中有人外出打工后，今年6月9日，村里便重新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召开村民大会进行了改选。这一次，规则有所不同。“原来村里喊开会很慢的，现在喊开会很快”，既然“开会的积极性上来了”，“那就干脆来个海选，谁得票多谁就当选。”谭洪勇说。结果，得票最高的前5名成为第二届民主理财小组成员。

　　这一次不再指定支部委员。“我们估计两位支部委员德高望重，群众支持度很高，可能会被选上，就不再指定了。”谭洪勇解释说，“如果要指定，怕群众会有反感。”

　　“那如果选不上呢？”“选不上就选不上吧。”

　　不过，最初提出五合章构想的支部委员谭洪源最终再次当选。但是几个月后，这位老汉就被在外地打工的儿子接走了。为此，12月9日，村民们又一次在吃过晚饭后，打着手电集中到小学的教室里，在空白选票上填写姓名进行补选。“你不觉得这样麻烦吗？”有记者问谭洪勇。“麻烦。”谭洪勇回答，“但不麻烦就不体现民主啊。”

　　谭元煜因为一度出外打工，第二次改选时不在5人之列。但这一次，当他刚刚结束打工回到家里，便以最高票成为民主理财小组的补选成员，重又拿回那一瓣章。在闹哄哄的教室里，孩子们嬉笑着跑进跑出，他被推到台前发表讲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呵呵笑着，简短地说：“我一定履行全村人民给我的权力。”

　　只是，五合章构想的提出者谭洪源却离开这个小村寨外出打工去了。村干部们说，谁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当一拨又一拨记者涌进这个寨子时，他却在这场热闹中缺席了。

　　而村支书谭洪勇却被众多记者弄得有些应接不暇。最多一天，他同时接待了4家媒体的记者，同样的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五合章的故事被汇报上去后，得到县里首肯。今年7月，锦屏县纪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农村推行“五合章”理财办法的通知》。

　　有通讯员就此写成报道，投给《黔东南日报》和《贵州政协报》，但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然而《贵州政协报》记者闵云霄却从中看出了不寻常的意味。11月29日，他把自己实地采访的成稿贴到自己的博客上。

　　“考虑到网络博客和BBS泥沙俱下的状态，我努力说服自己给这个事情贴上个标签。开始我打算为之命名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后来我又想到了‘史上最牛的公章’，经过反复考虑，‘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个说法还是不太严谨，我选择了‘史上最牛的公章’这个标题，我告诉自己说：要吸引更多读者，俗气一点的标题也可以。我发在博客上就直接将标题改为《史上最牛的公章惊现贵州》，与此同时，我在天涯社区、新华网强国社区和红网发帖时，分别套上了‘史上最牛公章’的桂冠。”闵云霄在自己的博客里阐释道。

　　自此，“史上最牛的公章”被赋于太多的意义，迅速在网上呈几何级数被复制、放大、甚至有点变形，直至形成一场独立于这个侗族山寨之外、声势浩大的、虚拟世界的“民主”狂欢。

　　外面世界的舆论沸沸扬扬，最终也传到了这个小山寨。一位在县里工作的老乡回家探亲时，带回了笔记本电脑，在村主任家小卖部的楼上，他把电脑放在地上打开，谭洪勇们蹲在地上，凑上去看他保存在电脑里的报道和评论，几个人用侗语大声地交流着什么，偶尔还爆发出一阵大笑。

　　当然，这枚印章突然名声大振，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的负担。村干部们各自掏腰包招待了记者，他们至今还不十分确定，五合章是否能够核准；也不清楚，上面是否能专门拨些款项来资助村里。

　　但当记者将饭钱塞给他们时，他们却极力推托，坚称：“不能收，不能收。你们这么远来，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