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片创作者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对斯诺讲的那句话，有两种记载：一是正式记录，二是斯诺的文章。两者大相径庭。如作“严肃地精选”，理当去伪存真，但被誉为“运用了一百多年来的有关文献资料”的这部电视片的创作者，却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史料融为一体，加以灵活“运用”———且看是如何“运用”的：

　　(一)该电视片让“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忽然”二字似非闲笔，姑不置论。问题是：“说”字之后有两句。第一句末尾加上句号。第二句是不是毛说的？由于那个句号，就有两种可能：是。不是。

　　先看第一句：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一句半文不白，长达16字，不会是口语(不信？你说说看)，更不会出自一向反对党八股的语言大师毛泽东之口，这显然取材于斯诺的文章，但又作了加工。为便于对照，重引伍协力的译文：“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该电视片解说词把“不过是”改成“就像”，相应地删去“罢了”；把“带着把破伞”改成“手持雨伞”；把“云游世间”改成“云游四方”。这些改动还不打紧，关键是把主词“他”改成“我”。斯诺采用“他说，他……”的表达方式，因非直接引用，留下余地；尽管有错，自己负责。该电视片改成“我”，一变而成毛泽东的原话。如此这般地“再创作”，就不好让逝世多年的斯诺负责了。

　　再看第二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显然取材于正式记录，但截头去尾，并把“无发(法)无天”改成“无法无天”。作为口语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旦写在纸上，总要在“发”后加上“(法)”，这是常识。若问该电视片为何这样改？先需弄清第二句是不是被当作毛说的话。如是，与第一句相联，就显得毛语无伦次，愚味无知。如不是，就成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尚打伞”可能是用来为生造的第一句打圆场；“无法无天”可能是逆毛泽东的原意而用之。《辞海》对“无法无天”的解释是“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一个个无法无天，我们苦头也吃够了，实在说不出一个‘好’字。“倘创作者意不在此，还可另作解释：据《辞海》，“天”也指“所依存或依靠”，则“无天”可指“无所依存”或“无所依靠”，这与“无法”的通常含义“没有办法”是一个意思。是否如此，且看下文。

　　(二)下文紧接着是：“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这是毛泽东的内心独白？还是毛向斯诺或其他人提出的问题？若是前者，创作者怎会知道？若是后者，有什么“有关文献资料”作依据？这是重大的“政论”问题，不宜一笔带过。据我所知的文献资料，“社会主义要改革”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酝酿、到1980年代才逐步明确的。如果毛泽东在1970年就探讨“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的问题，则从那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得重写了。

　　(三)这段解说词的主旨在于提示毛泽东晚年的“心境”，但笔法曲折，写成“地动山摇的欢呼却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自1949年开国大典到1970年国庆节前，在天安门广场多次举行过数十万军民参加的集会游行，毛泽东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地动山摇的欢呼”。但创作者告诉我们，毛“从未有过”这种心境。可见，这种心境和这种欢呼不相干(从1971的林彪叛逃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毛再也未在天安门上听到那样的欢呼)。可是在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却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了。这部电视片不是故事片，而是政论片，政论总要有论据。这有论据么？有的。1970年来了个斯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孤僧。孤僧当然“孤独”。但“艰难”和“不安”同云游四方、超凡脱俗的孤僧对不上号。这有论据么？也有的。毛泽东“无法”解决“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的问题。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

　　临末，我也谈点“体察”吧。该电视片这一段解说词编织出这样的图像：以1970年国庆节的天安门为典型环境，在“人”与“神”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并用“艺术语言”作了鲜明对比———天安门下，“千百万人”向“已被人们尊崇为神”的毛泽东“山呼万岁”，而且是“流着泪，淌着汗”，“地动山摇的欢呼”；天安门上，被尊为“神”的毛泽东“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为此，就让毛泽东说出他从未说过，也决不会那样说的话，就代毛泽东提出他从未提出而至今也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创作者创作出已被尊为“神”的“这位伟人的心境”，还要“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去“体察”；并通过电视，还要当年未从他面前走过的千百万观众去“体察”。从艺术上看，是很有“特色”了，但从政治上看呢？(这是“政论片”呀！)对此，且借用某评论家的两句赞辞提问：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严肃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吗？是“没有把历史当做任意打扮的天真小姑娘”吗？

　　不久，听说胡乔木发现《世纪行》(即该电视政论片，编者注)存在的错误，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由当时中宣部王忍之部长负责的小组，核对史实，修改了解说词，重新配音播放。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敬佩胡乔木，也赞成中宣部知错即改的做法。遗憾的是，刊登过《世纪行》原解说词的报纸，没有刊登修改后的解说词。不久前，仍有人引用杜撰的那句话来贬损乃至丑化毛主席。

　　四年后，《党的文献》副主编田松年向我约稿，我把1990年写成而未能发表的《毛泽东是否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一文稍加修改交给他，开头只说“1990年有关单位拍摄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文中未提片名、单位名、报纸名及评论者名。该文在《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发表。这里则着重提供有关史料。从中可以看出，连斯诺这样高尚的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写过不实之词。因此，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