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国很清楚：发牢骚是没用的。同样，办公室里的片刻休息也不会带来多少积极影响。可他就是扭不过这个弯来——这位福建省福清市的鳗农坐在沙发上，双手在空中猛扇，声音大得像是敲锣，眼睛直愣愣地瞪着那扇紧闭的门——门外有七十口室内鱼池。

　　这些鱼池是张家五兄弟的全部，也是秀生养鳗场的核心。上百万尾鳗鱼生长在这18亩鱼池里，养它们的是十口从地下百米左右取水的井。鳗鱼每天吃两顿饭，也洗两回澡(或者按老张的话讲，鳗场每天都要排两回污)。至于那些残存的鳗粪和废水，则会通过管道，被引入邻近的排污沟里进行光合降解，直到入海。

　　跟不少同行一样，秀生养鳗场是地方烤鳗场的原料供应基地。在与烤鳗场签订协议后，日本就会成为这些鳗鱼的最终目的地。然而，2007年7月间，国际媒体对“纸包子事件”的恶意炒作事件改变了福清市水产出口的命运。出口订单突然之间成为了多数烤鳗场的奢望，而鳗农们则很快发现，他们的产品无处可卖。

　　在风险面前，单干已久的张家五兄弟决定合养。但是几个月后，鳗鱼市场依旧每况愈下。张秀曾想过就此收手，但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十几年的他已经不能说放手就放手了—— “我们五个兄弟，一家借五家，你算算这要借多少钱？”他表示，如果时间能倒回自己刚开始养鳗的1993年，他“就肯定不养了”。

　　《纽约时报》：“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那些外国记者太没道德了。像我们这样合在一起搞，一发财，整个家族都发达；一亏损，所有亲戚全完蛋。我们怎么可能拿自己鳗鱼的质量开玩笑呢？”

　　对于老张的困惑，这个县级市的120万居民，尤其是官员、产业协会代表和鳗农，无不感同身受。

　　福清早在明代就获得了“侨乡”的美誉。1987年，农民杨宗龙赴日考察后在此建立全国首家养鳗场，揭开了当地鳗鱼养殖加工业大发展的序幕。在杨氏成功经验的鼓舞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开始养鳗。时至今日，福清的鳗产量已稳占全国产量的三成以上。

　　然而，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2003年前，我们用药很频繁，”50岁的渔溪镇书田村曙光养鳗场的大股东刘后俊告诉记者。

　　“但我们养鳗的那套都是从日本学来的，”他解释道。在1996年跟弟弟刘后斌一起创立曙光之前，两人共同的留日经历为其创业奠定了基础。

　　2003年以来，日趋严格的国家政策使非法用药无路可寻。2006年成立的福清鳗鱼协会更是担起了统一购买和配送渔药的责任。

　　去年12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2400余字、中译文本与录音齐备的长文。文章借其所谓在福清实地采访而得的证据，指责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该文声称：“为确保鱼的成活，水产养殖者用混入非法兽药的饲料喂鱼，使含有毒性、致癌性药残的水产品进入市场，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福清：“这里的水完全没有问题”

　　对于《纽约时报》的说法，福清的水产养殖户和官员们都表示了强烈反对，称其无任何事实根据可言。

　　“养鳗过程中，主要的污染物是自然形成的氮、磷和鳗粪，”福清环保局副局长谢何杰说。“养鳗场越多，对水质的环境压力也自然就越大……但这些污染物都是能够自然降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渔场再多，恐怕也不能说水就会变得‘有毒’。”

　　“更何况，水中的氮、磷含量对养鳗不产生任何影响，”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陈任平说，“而说到用药，现在谁还用禁药，谁就肯定亏本。普通养殖户根本不敢，也没地方买非法兽药。”

　　福清的养鳗场多集中于其西部的渔溪和上迳两镇。在此，养鳗的水源来自于山泉水、地下水和几个分散的小型水库。

　　“不管是在这两个镇里，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鳗鱼对水质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工作在监测一线的市农业局执法大队队长庄政说，“再说了，毒水里怎么可能养得活鱼呢？”

　　而在张秀国看来，他家场里95%的鳗种都是欧洲鳗的事实足以说明其水质的安全可靠。“跟日本鳗比，欧洲鳗得要更好的水才能养得活。”

　　刘后斌对此也表示了强烈的赞同，他说，“我们的水都能养得活欧洲鳗，你说这水质还能差得了？”

　　“养鳗可不简单啊，”刘后俊说，“谁说它门槛低的？非但不低，养鳗的水质是最高的，因为它技术含量高。鳗苗刚引进来的时候，跟火柴棍一样细。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少心思？养鳗鱼的水必须是恒温28摄氏度，上下不能超过0.5度。多少回多少次，我们两兄弟昼夜轮流查水温。”对水产养殖户们而言，水质从来不成问题——刘氏兄弟“都是吃这个水长大的”。刘后俊向来用自家井水泡茶，因为“自来水泡茶不好喝”；而张家人所在的柳瘄村更是曾经的海滩。张秀国说，这里清澈而稍咸的地下水“是老祖宗留下的宝”，“养出来的鳗鱼更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