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程青松无意中看到吴幼坚和同性恋儿子郑远涛一起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新闻。

　　“这个新闻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没想到我认识多年的一个老师，会勇敢地跟儿子一起公开面对媒体。我把这个报道也给了我的父母看，他们也同样震动。随后我通过广州的记者朋友找到了远涛和吴老师的电话。我父母跟吴老师通了电话。大家感觉像失散很久的家人。某一天，父母突然很平静地跟我说，他们会像吴老师支持远涛一样支持我。他们认可了我的同志身份。正是吴老师和父母给了我‘出柜’的勇气。一个多月后，我在新浪博客上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

　　如今，关于同性恋的话题仍然无法轻松地放在普通中国人自家的餐桌上互相讨论，父母与子女的交谈似乎经常维持在单线的状态，就像电影《喜宴》里面那样，同一个家庭里，每两个人之间都有秘密，这是人与人之间奇妙的沟通景观。

　　即便是在郑远涛的家里，时至今日，这一家三口仍然没有同时在一起谈论过关于同性恋的任何话题。

　　同性恋中国大事记

　　195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该文对黑龙江高级法院指出：“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被删去的还有变性欲、换装行为等3章)。有关删去这一章的说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读了，根本不知删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同年，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这部后来总计发行量上百万册的科普读物，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85年，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仲庚主持编译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把同性恋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这部书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198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赵敏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6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

　　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1992年初，安徽两名女子同居事件受到公安部宽待。公安部在答复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见上说，我国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原则上这类案件可以不受理。公安部的意见被新闻媒体报道为中国同性恋合法化。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邱仁宗、陈秉中、李银河、王小波等学者和一些记者与会参加。这次活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为“石破天惊”。

　　1992年，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建立，编辑《爱知简报》，在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和安全性教育工作。

　　1993年2月14日，“男人的世界”沙龙在北京西单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载歌载舞，迎来了中国同性恋的公开化。警方表示，同性恋没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响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涉。

　　1周后，海马歌厅经理徐先生因为提供场地，被主管单位开除。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党组勒令停止“男人的世界”活动，批评陈秉中和万延海等人署名的文章“鼓吹同性恋、鼓吹人权、同情妓女”。

　　1993年8月10日，陈秉中被卫生部要求退休，当月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停刊。

　　1994年，学者张北川出版了《同性爱》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体大量报道内地同性恋者的情况。一个叫做“中国彩虹”的北京同性恋组织1995年6月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引起海外关注。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开始出现。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作家萧乾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同年，潘绥铭的《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爱者的调查发现，中国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风险。

　　1996年12月，香港同性恋组织召集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内地同性恋代表到会。

　　1997年，北京同性恋志愿者自发开办了一条专为同性恋者提供心理健康和艾滋病干预服务的热线。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数十年间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按照中国现在实施的刑法，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1997年秋至1998年初，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论战。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起，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1998年8月，全国男女同性恋者积极分子在北京秘密聚会，商讨“同志”工作。当年10月，全国女性同性恋者在北京公开聚会。

　　1999年2月，《同性恋在中国》作者方刚受到起诉。方刚和出版人在法庭辩护中均强调，同性恋性取向并非道德问题和疾病。二审判决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判决书摒弃了把同性恋道德化的说辞。这标志着从法律上对同性恋进行道德化的历史时代的终结。

　　1999年底，主要面向同性爱人群的健康教育项目“朋友”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强力支持。包括我国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学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卫生部艾滋病中心有关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和官员，明确表态支持《朋友》项目的开展。

　　1999年，上海一对女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并得到家庭祝福。在因特网上，出现了数10个同性恋者自己创办的中文网站。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迪厅。

　　1999年，女同性恋者简报《天空》出版。

　　2000年4月，公安部在一批示中指出：“选择性别是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是将被记录在中国性学史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在“变性”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国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多方位接轨。虽然它仅涉及变性者，与同性恋也有重大“瓜葛”。

　　2000年11月，歌手毛宁被刺。因其涉及同性恋活动，引发了大众媒体关于“是否要对同性恋宽容”的大讨论。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即将出版发行，在新版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

　　2001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举行。

　　2004年，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

　　2005年，第一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在北京举行。同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复旦大学开设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当年11月—12月，“中国同性恋电影专题”在巴西电影节展映。

　　2005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举行。

　　2006年“两会”期间，社会学家李银河再次发起提案，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7年8月，演员孙海英公开斥责同性恋为犯罪，引发一片争议，同性恋人士崔子恩以及社会学家李银河等，均驳斥其愚昧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