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以前，婚外性是西方人的禁忌。正统的基督徒是不能离婚的，正如马太福音所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基督教为性所设立的道德标准，就是贞洁。

　　194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发表了《人类男性性行为》报告，1953年发表了《人类女性性行为》报告，掀开了性解放运动的序幕。

　　60年代，性解放运动席卷欧美，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性禁欲主义的彻底批判与反动。在性革命的猛烈冲击下，西方传统的性道德分崩离析，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性道德。性成为一种抗议的武器，嬉皮士、造反派们纷纷喊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当时的欧美国家，流行利用小型社交集会进行集体泛性活动，就像李安导演的影片《冰风暴》所表现的那样。

　　许多欧美青年从家庭里走出来，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现代人群居部落。资料显示，1970年美国有类似群居村共2000个。群居村基本建构模式就是群婚制，性乱交、酗酒、使用麻醉品、失业、流浪、违规超速驾驶、小型盗窃、打架、爵士乐狂热泛滥。

　　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结合在了一起。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不做妻子，不做母亲”和“砸烂家庭”的极端口号。统计表明，1965年至1975年，欧美离婚率10年增加了三倍。

　　西方性革命，一方面消除了长期以来性压抑造成的异化心理，达到性解放；另一方面则付出了巨大的伦理代价，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性堕落与道德的沦丧。

　　80年代，艾滋病蔓延欧美，引起民众心理上的极大恐惧，这就是欧美“群居村”自行瓦解的重要原因。

　　作为“性革命”发源地和大本营的美国，在30年后，不得不承认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导致大量的社会恶果。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宗教界和一些保守的民间团体，竭力主张“家庭复兴”，认为只有重建纯洁忠贞和严肃负责的两性关系，才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根本途径。拥护家庭运动由此兴起，标志着社会风气从过度“解放”转向“保守”。

　　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的出现，曾经是“性革命”的一个明显标志，到了1986年，它的销售量从700万份，下跌至340万份。纽约的“时报广场”附近有一条出名的“色情街”，70年代全盛时期共有20家色情影院，90年代初期只剩下4家。

　　在欧洲，特别是处于“性革命”前列的北欧国家，其“性革命”的颓势也十分明显。

　　进入90年代后，美国进入保守时代，民众对于婚姻的态度开始回归传统。

　　一个中产家庭 　　        

    幸福婚姻的非典型化参考

　　蓝青在美国进修期间，收获更大的是价值观的领悟：家庭并不是纯粹的私人空间，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中产，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蓝青(化名)要求自己每天在10个小时内完成全部工作，平时晚上拒绝应酬，所有工作餐都在中午。星期六星期日则是家庭日，没有应酬，没有工作。每年，她都会对全家的生活做年度安排，实际一点的，是年初的家庭会议，提出该年度关键词：比如2007年度是“理财、安静、整洁”，到了2008年则是“节约、运动”。浪漫一点的，是每年全家的海外旅游，她对全家旅游的定义是“三个人，脱离所有的社会关系，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蓝青生于60年代末，名牌大学博士，现在一所上海知名高校任教。之前，她是一家IT报纸的总编，多年在文化多元的媒介和公关界工作。她的社会标签属于“中产阶级”，而她正努力在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中实践全球化价值观——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活动单位，用心爱护婚姻和家庭。

　　全球范围内最近一次的婚姻保卫战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末讲起。美国一些富豪开始赞助在校园内推广的“贞节运动”，年轻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将贞操保持到18岁，就能获得一笔奖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唤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研究修改与婚姻家庭相关的税制，从制度干预上奖励稳固的婚姻制度。

　　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启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此前靠制度和封闭维系稳定的中国社会，一脚踏入了美国前20年文化解放的时代。“60年代后出生这一代人正好进入感情选择期。他们算是解放后第一代在感情上开始自由选择的群体。”被称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编剧王海令鸟说。

　　从90年代初期，美国有3个州开始试点“忠诚契约”：人们在结婚时可以选择普通的婚书，也可以选择与州政府签署这种特别的契约——将来一旦因为感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不贞者将赔付更多。

　　培根在《论婚姻》中说：“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情感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样，他曾抵制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而现实证明，在面对和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相矛盾的婚姻制度时，一种好的风俗，实际起源于一种有效的约束制度。美国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活动和制度建设，伴随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形成——从80年代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认为家庭是纯粹的私人空间。”

　　蓝青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

　　“1995年，我有机会去美国一家电视台见习联合制片人的工作。但获得签证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就问给我职位的美国方，怎么办？美国人很简单，一切以孩子为重，所有工作推后。”

　　第二年，孩子出生后，蓝青才到美国开始工作。“我住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集中的意大利人社区，每到周末，几乎每栋房子都亮起灯，开家庭Party。那种温馨深深感染了我。我发现，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而在这片土地上，另一个“我们”的世界却显得有些黯淡。蓝青旅美时曾暂住一间洛杉矶的旅馆，邻屋住着一位中国女孩，怀了身孕，签证早就过期了，每天躲在宾馆里吃方便面，为的是熬到孩子出生，孩子便可以拥有美国身份。

　　这样的单身母亲不是特例，蓝青当时看到在美国的很多中国家庭离异。这是心怀美好生活梦想的中国人，经济自由后，为着个人的自由而颠沛流离，放弃家庭圆满的岁月，“甚至不惜把自己‘黑’掉”。

　　蓝青的美国之行，在个人事业上的收获比不上价值观的领悟。她放弃了继续进修和工作的机会，回到了中国的家里。“我选择家庭并不代表我放弃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而是我对什么是全球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蓝青看来，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形成或遵循全球皆准的价值观，比如对快乐的共同追求，对幸福的理解趋同，以及对社会责任的一致回归。“不管身处哪片土地，我要过的是‘人’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上。”

　　这个时候，蓝青也注意到，自90年代末出现了一阵离婚的风潮：“婚姻似乎变成了一种个人资产重组。缺钱的找有钱的；有钱有地位的，把原配换掉，换上个青春貌美的。”国内正在重演美国20年前的“个人自由至上”后的状况。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协议离婚的手续。

　　王海令鸟认为，婚姻的变化，绝对是跟着经济走的。在中国，虽然公共政策的制定尚未出现转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一批“中产”开始努力维护自己的婚姻。比如蓝青正实践着自己“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丈夫出差，她和孩子也经常伴随。和朋友吃饭，双方都是全家出席。她还引入“商业管理”的模式进行家务统筹，设定家庭纪律和行为底线，“家庭也是一个小组织，没有纪律，队伍也不好带哦。”

　　在这个仍羞于表达真情的社会，蓝青在家庭内直接引入高语境的交流模式，倡导对伴侣表达超越身体本能以外的爱意。她喜欢问朋友：你每天对他(她)说几次“我爱你”？朋友有时会笑她。但她一脸真诚。

　　蓝青说，自己身边已经有了一批她称为比较健康的家庭：夫妻双方都受过良好教育，有过跨文化生活经历，经历过人生或职场的风雨，有比较成功的事业。大家的活动都喜欢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这些修复家庭和婚姻平衡的努力，至少让人们知道，当中国社会正处在“感情至上”的自由选择，并由此带来婚姻大面积的不稳定和焦虑时，“还有这样一个维护婚姻、重视家庭、重视社会责任的社会层面存在。”蓝青说。而美国历史的启示在于，推动风俗向好的制度建设，通常是在大面积的个体行动之后。

　　任何一代人的婚姻，都不免堆积出无穷的琐碎、厌烦、乏味……当美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经历了60年代自由到放荡的爱情生活的冲击后，1999年的电影《我们的故事》为为何要回归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电影中老牌美女米歇尔·菲佛与银幕硬汉布鲁斯·威利斯扮演一位罗嗦抱怨的妻子和一位中年秃顶的丈夫，共同站在即将分裂的婚姻边缘。但最后，这位执意要结束15年婚姻的绝望主妇福至心灵，她对他说：“每个人都会有难以忍受的怪癖，我宁愿忍受你的。”

　　对每一个以感情开始的婚姻，这或许都是一个值得坚守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