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反智主义传统吗？

　　说到反智主义，不能不提到美国。不是说只有美国才有反智主义传统，也不是说美国创造了“反智主义”思想，而是说它创造了“反智主义”名称。美国人不一定是创造思想的大师，但肯定是包装思想的大师。

　　许多人(包括薛涌在内)认为，即使不是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创造了“反智主义(Anti - in te lle ctu alism )”这个词，也是他让这个词开始流行。1950年代，代表大企业利益的艾森豪威尔的粗鲁统治，以及麦卡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得霍夫斯塔特试图从美国历史传统来反省这种政治现象的渊源。他写于1962年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直把这种传统追溯到19世纪，美国的19世纪被认为是一个手工劳动、自力更生占主导地位，以及轻书本而重经验的世纪。该书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

　　孩子像母亲。“母亲”是历史学家，“孩子”自然是历史感多于理论化。权威的英文版在线大英百科全书给“反智主义”下的定义是：“反智主义描绘的是一种态度，它敌视，或者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对知识的追求。它可以通过许多种途径表达，比如攻击科学、教育和文学的价值。”在大陆可以打得开的中文版在线维基百科更直接认为，“反智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

　　这就是反智主义的美国色彩，也是反智主义思潮表里一致的表现：既然对知识都反感，更不用说把自己的态度表达为系统化的知识——理论了。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反智主义包装里面的东西，并不陌生，它不过是一些新名词帽子底下的老思想罢了。

　　最接近于当代反智主义的中国思想，是老子表达的道家思想。他的“反智主义”警句，可以在81章《道德经》里的每一章中找到，最著名的句子大概是这些：

　　——知识就是伪装：“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18章)

　　——无知就是幸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9章)

　　——愚民才好治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65章)

　　——不识字才是盛世：“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0章)

　　我不认为当代任何一个反智主义者对智慧和知识的否定比老子更彻底。霍夫斯塔特说：“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是罕见的。”老子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老反智主义者。

　　中国另一个反智派别是禅宗。根据禅宗经典《坛经》记载，被日本禅学界公认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六祖慧能，不会读写，有一天，五祖弘忍让众弟子作偈语，说谁做得好，悟得透，就把衣钵传给谁。知识渊博的神秀上座做了一偈，贴了出来，人人传诵，慧能听了，觉得不够意思，就请一个童子带他去看看：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坛经》第八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才识俱佳的神秀教授写的偈语没有被五祖看上，大字不识的慧能伙夫请人代写的偈语却受到弘忍激赏，结果，慧能得到了衣钵。不识字的人做了祖师，在这样的祖师看来，文字自然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可能是直见本性、成佛悟道的障碍。如果要用最少的话说出慧能禅的精髓，大概就是下面这16个字了：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日本当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对此的解释是，“禅是诉诸个人经验事实，而非诉诸书本知识来提出解决办法的”。

　　中国古代不仅有哲学上的反智主义者(老子)，也有宗教上的反智主义者(慧能)，还有政治上的反智主义者，他们就是秦始皇和汉高祖。中文维基百科说：“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秦始皇这两类都占了，他讨厌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所以“焚书”；也讨厌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所以“坑儒”。

　　刘邦没有秦始皇那么极端，他只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读书人，看见戴儒生帽子的人就心烦。有些儒生求见他，他摘下来客的儒冠，往里面撒尿。还经常破口大骂：“臭书呆子，和你没有什么可说的1但没有文献记载他砍过什么儒生的脑袋，是因为那脑袋装的书太多。如果说秦始皇反智，是独裁需要的话；刘邦反智，则有点民粹主义情绪。他从小游手好闲，不种地，也不读书，为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乡亲们所不齿。他后来蔑视读书人，既觉得读书于打天下无用，也觉得践踏那些他以前要仰视的人，会给自己带来报复的快感。

　　中国的反智主义到了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50万戴帽子的人，其学历很少低于大学本科毕业。从60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四人帮”把中国的反智主义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在极端的几年里，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停课，学生殴打老师，打死了，也不被追究法律责任。初中以上的毕业生都要到农村去继续上课，课堂是“广阔天地”，老师是“贫下中农”。除了语录之类，装订成册的东西一般都要销毁，因为很少有一本书样的东西可以逃脱“封、资、修”这三大类别中的某一类。国家工作人员要进田间地头的“继续教育学院”——“五七干校”。“臭老九”，“读书无用”，“不学ABC，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就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用语。

　　按照霍夫斯塔特关于“反智主义是正反情感并存”的说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思潮，就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反智主义”，而是一种极端的反智主义，可以称之为“灭智主义”。

　　警惕思想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果把薛涌的“反智主义”，归结为“四人帮”式的灭智主义，那是不公平的。我们已经看到，反智主义是各种各样的，有哲学上的，宗教上的，政治上的，还有文化上的，和生活方式上的。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国大思想家卢梭，和美国伟大文学家梭罗，中国晋代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都是生活方式上的反智主义者。

　　因此，关于反智主义，至少有以下几点可说：

　　第一，个人智性生活上的反智主义，可能让你生活得更有价值。

　　知识可以被理解为用文字等形式“拍摄”下来的“照片”，这些“照片”包罗万象，有自然，有社会，有人生，还有心理……不过，“照片”毕竟不是事物本身，它的影像质量受“拍摄”者的观点、情绪、状态影响，还受“照相机”质量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有的模糊，有的歪曲，还有的是伪造的。另外，这些影像片段能否“合成”或再现真实世界的全景视野，也很难说。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警惕，“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削足适履”这三个寓言故事，都在警告我们不可把死的知识作为活的生活的唯一指南，舟上的记号，图上的良马，脚上的鞋，都曾经是真实的“照片”——知识，但是，许多知识，特别是经验知识，都只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如果人生受那些错误的知识指导，幸福就像图上的“骥”一样，很难找到。

　　禅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信任任何过去时的东西，无论它是记忆，文字，话语，还是图画。有个禅宗故事说，有人请善画竹子的禅师为他画一副竹子，禅师尽力画好了一幅，可是，整个竹林都是红色的。求画人看到画幅后，跑到禅师那里说：

　　“大师，您的竹子画得好极了，不过，您把竹林画成了红色了……”

　　大师笑了：“那么，你想把竹子画成什么颜色呢？”

　　“当然是黑色了。”那人不假思索地说。

　　禅师收住笑容：“是嘛，有谁看见过黑叶子的竹子呢？”

　　有许多知识就像黑叶竹一样，人人认为正常，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禅宗推崇生活在当下，不是通过文字，甚至不是通过自己的感官(感官有时也会欺骗自己)，而是通过自己的心，直接去透悟人生。

　　因此，像禅宗教导的那样，对一切知识永远抱着质疑的态度，是一件好事。这是几乎所有民族历史上都有的传统。

　　第二，对以知识为包装的专权和不法利益，反智主义是一针解毒剂。

　　有个名叫毛飞的北京公务员，2005年7月6日在《新京报》上发表来信说：“安徽泗县‘6·17’事件中甲肝疫苗的发明者、浙江普康公司董事长、病毒学家、中科院院士毛江森向记者表示，普康公司出产的疫苗绝对没有问题，‘6·17事件绝对跟疫苗没关系！绝对是别的病！”

　　“我对病毒学一无所知，因此不知道毛院士是否真的站到了‘科学’一边。然而，从‘绝对没关系’、‘绝对是别的帛等话语中，我体验到了一阵强烈的忧虑：精英日渐增长的自负感会刺激公众反智倾向的膨胀。”说毛院士是“自负感”，已经是委婉的说法了，一个责任事故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以科学的名义为自己和本公司开脱责任，败坏的只能是科学与知识的名誉。最近发生的国家标准局颁布馒头标准事件，之所以引起广大网民强烈反感，并不是馒头要不要标准的问题，而是某馒头机械制作公司在幕后操作的问题。权力一旦与知识合谋，站在特殊利益集团一边，反智就能起到反对滥用权力和特殊利益的作用。

　　第三，反智主义不是守成与改革的意识形态。

　　中国历史上有个可以观察到的不断重复的现象：天下大乱，改朝换代时基本上都反智；天下大治，安居乐业时一般都爱智。这与知识的特殊作用有关：知识短于开创事业，但长于内部治理。中国打天下的皇帝，几乎没有中过进士的，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半文盲，即使是那些雄主，墨水也不多，所以毛泽东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羞辱的并不是人，而是知识。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美国，想创业的人，惟恐天下不乱的人，想改朝换代的人，以及想进行思想革命的人，最欣赏的就是反智主义。因此，反智主义是革命与创业的意识形态，不是改革与守成的意识形态。所以，“继续革命”的“四人帮”反智，想戡乱和改革的邓小平崇智，把恢复高考当作他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来抓。

　　第四，开放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社会，反智主义越容易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般来讲，我们不能反没有的东西，而是反那些过分的东西。因此，越是知识分子，越需要反智，反智反而会让他迷失在知识里的人性复归。如果让没有知识的“草根”反智，他如果反的是知识，他将永远做“草根”；他如果反的是知识分子，他必须投入一场政治运动，否则，他的反智毫无意义。

　　因此，美国社会可以反智，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教育化的社会，反智第一不会形成固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或暴烈的革命意识形态，第二不会妨碍人们受教育。当前的中国，则要警惕反智主义。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像盲山那样的远离现代生活的村庄还在愚昧中挣扎，许多失学儿童还在渴望回到课堂，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开放到可以随机吸纳各种社会思潮……这种情况下的反智主义，无异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把更多的人滞留在初级劳动水平上，会诱发社会对立，激化社会矛盾，会把个别事件和零散的不满情绪汇聚为社会群体意识，这对于处于脆弱平衡状态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是抱薪救火，而不是普降甘霖。

　　知识，虽然不必然是通往天堂的阶梯，但对于8亿受教育水平还很低的中国农民来说，依然是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希望。我相信，薛涌在上大学之前，也是满怀对知识的渴望的，至少我至今不能忘怀在30年前拿到大学通知书时的那种激动，那永远是我此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农村孩子能尝到这种幸福。虽然薛涌对他的反智主义有严格限定，并不反对大学教育，但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思想一旦被传播，它就由它自身的逻辑支配，毕竟，反智主义在中国，导致裸体的暴政和“四人帮”统治时期的暴乱，比导致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可能性更大。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