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三角频道1月24日消息：天水反扒协会得到官方认定，只是民政部门的有限“放手”，而非公安等执法部门的真正“放权”。

　　中新浙江网1月23日电2007年12月20日，经杭州市下城区民政部门审核同意，“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正式挂牌，成为全国首个官方认可的民间反扒组织。

　　民间反扒组织近年来饱受争议，一年前发生在武汉的“罐子事件”成为民间反扒组织走向的拐点。因涉嫌用甩棍殴打“小偷”杨蛮头部，诱发其颅内出血死亡，武汉反扒联盟的队员“罐子”被羁押了7个半月，直至去年11月9日被检方认定“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罐子事件”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先是武汉反扒联盟解散，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也几乎都停止了反扒行动，观望事态进展，后是有城市发现街头扒窃出现抬头迹象。

　　过去，民间反扒组织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官方“认可”，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类组织在法律上、道义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是其行为很难在法律框架范围内有效规范和引导。也有一些城市的公安部门试图“收编”当地的民间反扒组织，但最终都只不过是对民间反扒组织进行了反扒技术指导与法律知识普及等方面的“友好协作”。

　　第一个对民间反扒组织“放行”的杭州，有着怎样的思考？

　　前世今身

　　杭州大厦的反扒队员李凌素以“识贼”闻名，自2001年参加训练成为反扒队员后，栽在他手上的窃贼已近百人。这天下午，李凌发现一名女子背着一只硕大的皮包在女装柜台前转悠，几次将服装揉成一团，试图塞进包内，由于营业员警惕性高，女子一直没有机会得手，最后只能离开杭州大厦。

　　李凌没有放弃对她的盯防，一边将情况通报给他所在的“天水反扒协作网”的其他单位成员，一边一路“护送”该女子到了杭州百货大楼，就在李凌与杭州百货大楼的反扒队员章坤“交接”时，女子趁商场人多拥挤，迅速将两件价值不菲的女装揉成一团塞进大包。

　　李凌和章坤立即将该女子扭送至天水派出所，经查明，该女子是一个“瘾君子”，来自重庆，长期以来，在杭州各大商场盗窃各类高档商品，仅从其住处查获的赃物就价值4万余元。

　　天水地区是杭州市中心最为繁华的黄金地段。天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金本银告诉记者，仅武林广场一带就集中了杭州大厦、银泰百货等4家大型商场，其中杭州大厦的年销售额在全国排名第一，银泰百货、杭州百货也位居全国20强。

　　“客流量相当大，节假日以及各店店庆促销，更是人如潮涌，扒窃、拎包屡禁不止。”天水派出所副所长韩荣为介绍了“天水反扒协作网”成立之初的情形“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警员远没现在充足，主要力量都扑在危害性较大的刑事案件上，无力抽调警力解决商场盗窃问题。所以我们考虑调动民间力量反扒。”

　　当时，颇为盗窃问题头疼的杭州大厦、银泰百货、杭州百货等商场已开始自救，他们在杭州市公安局刑侦四大队的指导下，从各自的保安队伍中抽调力量组建了各自的反扒队伍。

　　鉴于扒手大都在各商场间流动作案，为加强各商场反扒力量的合作，“天水地区反扒协作网”于1999年4月应运而生。

　　“天水地区反扒协作网”就是现在的“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的前身，“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民间反扒联盟有很大不同，队员是来自商场的保安，商场给付工资，而其他地区的民间反扒联盟多是志愿者性质，没有薪水”。金本银介绍，反扒协作网成立后，反扒队员、辅警与派出所民警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通过跟踪、联络、移交等“联动”抓捕方式，多次抓获窃贼。

　　2004年是近几年天水地区治安状况最为复杂的一年，据统计，2004年，天水地区接警高达13400多起。“原因之一是当时天水地区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而社会治安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长期积累的矛盾日渐显现出来。”金本银回忆，“各商场面临很大压力，而派出所也抽调不出更多警力来对付偷、拎、扒案件，这让大家都想到了5年前成立的反扒协作网。”

　　金本银坦言，协作网最初几年运转并没有期望中的理想，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各单位反扒队员之间沟通不顺畅、与派出所沟通不便捷；反扒协作单位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与有效的合作机制；此外，也没有可供支配的资金，很多活动受到条件限制。

　　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协作网的反扒工作，有鉴于此，天水街道党工委与天水派出所统一协调，在2004年4月成立了“反扒协调小组”，解决反扒协作单位的统一指挥问题。

　　协调小组成立后，反扒协作网很快发挥作用。金本银介绍，2005年和2006年，每年抓获的盗窃分子都有120多人，2007年抓获138人，其中构成拘留的有65人，可实行逮捕和行政拘留的分别为26人和56人。

　　“尽管反扒协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反扒的形势仍然严峻，反扒协会的老问题也还未彻底解决。”金本银认为必须从根子上变革协作网。

　　2006年4月，由天水街道办事处、百大集团、杭州大厦、银泰百货和天水派出所5单位共同发起，筹备建立“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新的合作方式呼之欲出。

　　进步与存疑

　　2007年12月20日，经杭州市下城区民政部门审核同意，“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正式挂牌，成为国内首个被政府部门认可的民间反扒组织。反扒协会会长和副会长分别由百大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顾灵华和银泰公司总裁助理王维民担任。领导的主要职责是统一协调和指导协会的反扒工作。

　　历练8年，反扒协作网终于得以正名，李凌和他那些长期从事反扒的队员们忽然觉得“腰杆硬了很多”。金本银介绍，新的反扒协会一共36名成员，其中22名来自各商场保安部，14名为派出所直属的反扒队员(辅警，包括2名民警)。

　　反扒协会初步确立了四项制度，即例会制度、奖励制度、情况报告制度和值勤记录制度。为保证协会的正常运转，由天水街道、百大集团、杭州大厦、银泰百货4单位各出资2万元，作为协会的启动资金和反扒奖励基金。

　　天水派出所按照章程，本不必出资，但韩荣为说，为支持反扒协会的工作，派出所最终也从有限的经费中抽出2万元充足基金。

　　“虽然基金规模还很小，可这与以前的协作网已经有天壤之别，有了经费，我们就可以奖励先进，举办经验交流活动，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会员人数，毕竟靠志愿的形式很难长久下去。”金本银很感慨，“先前没有资金，很多事做不了。”

　　来自银泰百货的反扒队员严军告诉记者，反扒协会注册成功，有了自己的领导和规章，解决了协作网时代各单位各自为政的弊端，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

　　下城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批准反扒协会主要也是考虑到该民间组织已运转多年，对地区商场治安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街道、商家对反扒协会的成立呼声急切，“民政部门应该尽可能给这样的组织提供便利，帮助其突破发展瓶颈”。

　　反扒协作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天水地区的商场，反扒队员与小偷之间的对抗性并没有街头反扒那样激烈，8年来，没有队员受到人身伤害，也没有队员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

　　但韩荣为对安全的问题不敢懈怠，“反扒队员毕竟不是民警，遇到紧急情况怎样把握尺度？受伤怎么办？我们规定必须两个或两个以上队员一起才能行动，这样做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犯罪嫌疑人利诱或变相贿赂反扒队员，这种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

　　韩荣为介绍，反扒协会规定，队员执行任务时遇到紧急情况应主动请示派出所而不要擅自行动，为保障队员权益，协会正考虑给队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不过，韩荣为也有担心，协会的受益者是商场，它的良性运转也依赖商场的支持，以杭州大厦为例，14名保安加入反扒协会，每人月工资两千多元，再加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金，仅杭州大厦一年就要负担30多万元。

　　“商家首先考虑的是利益，现任领导很重视、支持协会工作，但他的继任呢？会不会支持不好说，特别是治安越来越好后，就更难说了。这点我最没底。”韩荣为说。

　　有限放手

　　除天水反扒协作网，杭州地区还有一个社会影响较大的民间反扒组织——杭州反扒志愿服务队，它的主管部门杭州市交通治安分局中心站派出所所长冯文星介绍，该组织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民间反扒组织差不多，成员主要是来自商场、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志愿者，人员比较广泛，“天水反扒协会的队员有工资，我们的志愿者没有”。

　　记者了解到，杭州反扒志愿服务队的反扒志愿者从2003年最高峰时的200多人锐减至今年的61人，冯文星坦言，“一方面很多地方的反扒志愿者都出事了，另一方面杭州地区社会治安状况也在转好”。

　　过去，反扒民间组织之所以迟迟未得到官方“认可”，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类组织在法律上、道义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是其行为很难在法律框架范围内有效规范和引导。

　　杭州反扒志愿服务队某队员表示，民间反扒组织一直渴求官方认定，天水反扒协作网升级为天水反扒协会对其他民间反扒组织是一个鼓舞。“政策上已经开始松动，有了第一，就会有第二。”但他也有质疑：“发工资、奖励，与民间反扒的志愿精神是否背离？”

　　“罐子”重获自由后，武汉反扒联盟发起人“刀子”表示将汲取教训重组联盟。海口市公安局长彭晓敏也曾公开表示对反扒志愿者的行动给予支持，并承诺要整合社会资源，成立反扒志愿者大队，收编反扒志愿者。2007年4月10日，由海口市交巡警支队管理的海口反扒志愿者大队挂牌成立。

　　不过，一些民间反扒组织的发起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天水反扒协会的成立只是一个特例，是商家的“自救”行为，并不意味着民间反扒的“春天”已经来临。

　　目前看来，天水反扒协会得到官方认可，只是民政部门的有限“放手”，而非公安等执法部门的真正“放权”。

　　有评论认为，民间反扒组织只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官方保持适度的克制是正确的抉择。(注：文中反扒队员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