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晚的小品《火炬手》，是赵本山和宋丹丹塑造的以黑土、白云为代表的东北农民形象的“系列剧”之一。与前两次春晚相比，《火炬手》中的黑土和白云不仅没有丝毫的进步，依然那么猥琐、俗气，而且更有甚者，黑土在“火炬手”选拔获胜后发表“感言”时的表现，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赵本山扮演的黑土形象紧张狼狈、语无伦次不说，竟然连简单的语言“表达常识”都没有，几乎是对中国农民的侮辱！

　　纵观赵本山的小品，以塑造农民或者小市民等底层人物形象为多见。客观地说，赵本山和宋丹丹塑造的农民形象逼真、独特，有其匠心独运的一面，也是受到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原因之一。然而，由于他们的表演过度夸大农民群众猥琐、胆怯和无知，常常使这种带有逗乐性质的“演绎”走向了反面。

　　人们不禁要问，如今的中国农民在公共场合真的如此低级、猥琐、没有文化甚至狼狈不堪吗？现实显然不是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快，城乡经济文化的交融、交流与日俱增，农村面貌，农民形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一句话，如今的农民既不是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生活，也不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纯农耕生活，农民们无论是思想内涵、精神面貌，还是外界形象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总而言之，赵本山那种“歪戴帽子，衣着不整，猥琐拘束”的农民形象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基本丧失了新农村、新农民的典型性。据悉，赵本山在美国演出二人转时，因演员扮相滑稽丑陋，讽刺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从而遭到一些美国观众及舆论的猛烈批评。普遍认为赵本山小品中的“包袱”和笑料，无不来自于对弱势人群的嘲讽和挖苦，他把自己创造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赵本山学一下拐子走路，可能会逗乐数以亿计的中国观众，但在美国却得不到认同和喝彩。这种中外群众观感的差异，除了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不同外，主要问题还是反映在作品的社会性，演出者的文化素养、格调和品味追求上。

　　赵本山等演员所刻画的农民形象之所以仍然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的水平上，笔者以为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一者由于那一代演员脱离农村太久，对当今中国农村生活的变化没有足够的体验和积累，对当今中国农民形象的变化缺乏观察，仍然用十年、二十年前的老眼光、老套路去看待农村，去演绎农民；第二个因素来自于小品艺术创作的时代局限，正是由于讽刺现实、针砭时弊的作品往往难于问世，才使得一些低级趣味、为逗乐而逗乐的庸俗之作垄断大雅之堂。在如此境况之下，小品等讽刺艺术拿底层人的窘困遭际博取廉价浅薄的笑声便不足为奇了。

　　然而，小品等艺术的最佳喜剧效果，既不能单依靠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滑稽扮相，更不能依靠渲染小人物的“丑陋”来获得。只有揭示深刻的社会主题，让人从反常习惯和思维的对比中忍俊不禁，从笑声中受到触动和洗礼的艺术创作，才会受到公众的认可和喜爱，才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而要达到这一点，无疑需要小品演员不断提升自身素养，不断提高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力和观察力，自觉对社会、人性和主流价值进行深刻关注。赵本山等擅长刻画农民形象的小品演员，如果依然靠老经验、老套路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则必将吃尽老本，从而江郎才尽遭到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