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需要中国智慧

　　林毅夫向本报披露了世行的决策过程，并倡谈履新打算，作为世行经济思想的新领导者，他将以中国经验为世行和发展中国家开创新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顾钱江发自北京2月5日，春节放假的前一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宣布，任命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任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或许，佐利克想赶在中国农历新年之前，给林毅夫，也给中国人带来一个喜讯。

　　此前一周，林毅夫在提出采访申请的数十家中外媒体中，唯独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专访是在医院中进行的——因前段时间工作过度劳累，林毅夫不得不休养数日。在两个小时的访谈过程中，林毅夫思路敏捷，谈兴甚浓。在正式任命公布后，林毅夫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他披露了世行决策的过程，剖析了世行在反贫困行动中的困境，也勾勒了履新后的打算。他将此次任命视为世行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肯定。

　　佐利克当面邀请，四位经济学家推荐

　　《国际先驱导报》：世行已正式宣布任命您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您表示热烈祝贺。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遴选过程？

　　林毅夫：谢谢。据我所知，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去年10月卸任后，世行专门成立了遴选委员会。传统上，这一职位由欧美发达国家大学中的著名经济学家担任，但去年夏天上任的世行行长佐利克希望这次能从发展中国家选任，因此遴选委员会把我作为候选人之一。

　　去年11月底，遴选委员会跟我进行了接触，向我要了一份简历，12月佐利克首次访华期间，又与我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晤谈了1个半小时。他当面问我是否对这一职位感兴趣，我表示这是很高的荣誉，可称是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最高的公共职务，如果有机会我会认真考虑。之后，他向我要了一份推荐人的名单，我建议请加里·贝克尔、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四位著名经济学家作为推荐人，遴选委员会向此四人要了推荐信。

　　佐利克1月16日电话通知我，他将提名我为世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在获得世行执董会的批准后，将公布正式任命的消息。

　　世行的任命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

　　《国际先驱导报》：您决定接受这一新职位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林毅夫：我1979年来到祖国大陆，后来到美国求学，1987年返国，至今已经二十年有余。现在要再度赴美工作，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决定。经过一番认真考虑，我认为这对个人、对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国、对世行，都是一件好事，因此决定接受这一职位。

　　世行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发展机构，反贫困是其最重要的使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反贫困工作出现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个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工作、研究多年的学者，我想我可以帮助世行更好地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期望、现实条件和可能性，更好地实现世行所追求的减贫扶贫的目标。

　　到世行工作后，我虽然难以经常直接参与国内重大政策问题的讨论，但可以从更高、更具全球化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发展的问题，对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会有所帮助。在世行期间，我将推动世行与中国的合作，比如推动中国和世行在解决非洲发展问题上携手发挥更大作用。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我到世行任职，也是这样一个实践吧。

　　《国际先驱导报》：您是世行历史上首位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非欧美学者，这是否有助于弥补世行管理层缺少发展中国家人士的不足？

　　林毅夫：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为理论前提，用以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桔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世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机构，非常需要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在这种限制条件下的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这是世行首次任命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最重要意义，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决策。

　　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找到富裕之路

　　《国际先驱导报》：首席经济学家为世行设定研究议程，帮助该行确定学术方向。那么您对自己的新职位有何设想？

　　林毅夫：首席经济学家是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世行的对外发言人，对内管理3个主要部门，一个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个是统计资料收集与项目评估，还有一个是进行预测和撰写各类发展报告。世行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研究机构，在此供职的经济学家有700多位。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和他们一道选好研究方向和研究题目，反映发展中国家目前最迫切的需求，揭示他们最重要的限制条件和中长期最重要的挑战和机遇。然后，共同探讨采用合适的理论框架来研究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对我自己来说，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还要到许多发展中国家访问，特别是非洲国家，因为我对那里的经验比较陌生，第一手的了解比较少。非洲是当今全球反贫困事业最紧迫的领域。中国有很多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借鉴，我将借世行这一平台促进这种经验的交流，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找到富裕之路。

　　在做好和发达国家大学以及其他研究机构交流的同时，我想，世行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的支持，因为每个国家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学者想出办法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世行是一个成立逾60年的国际开发机构，但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您认为世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林毅夫：目前仍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南北差距在扩大。发展中国家里有一些变成了新兴经济体，但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对世界银行来说，如何实现减贫扶贫这一60年前就提出的目标，仍是尚待完成的任务。

　　当今世界的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全球化越来越深化，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流动增多，在一批中等发展中国家资金已不是主要问题。这种状况下，世行在完成自己的目标上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剩余的国际减贫难度在增加，在资金不太欠缺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对世行的依赖度也在下降。因此，世行要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同时运用它的资金和较一般商业金融机构更具优势的知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一个项目，重在发挥示范作用，取得成功的经验以后，私人金融机构可以跟进。世行不可能解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应该比一般商业性机构做得更好。

　　《国际先驱导报》：您曾对中国发展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您认为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以通过世行的平台传播，从而造福其他国家的人民？

　　林毅夫：从世行所需知识的角度看，中国可以提供有益借鉴。从中国的改革发展看，改革之初市场有很多扭曲，为此中国先放开计划经济下受到抑制的服务业和轻工业部门，允许私营企业进入，使这些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仍然对缺乏自生能力和效率的国有企业予以必要的补贴，这种“双轨制”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在获得更多资源后，中国再逐步解决旧体制下的问题，包括价格扭曲、国企改革等。通过实行“渐进式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对世行来说，只有提出这样确实有效的扶贫减贫措施，才能继续发挥领导者的角色。

　　所以，问题不是有没有愿望，而是知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国家社会长期经济发展总是来自技术的不断变迁，以及随着经济基础的提高进行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完善上是具有后发优势的。但他们在追赶发达国家时，容易产生赶超的思想，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拼命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不顾自己的发展阶段和禀赋条件，结果拔苗助长，欲速不达，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潜力上讲，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重要的是有正确的认识，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的经验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即是要从传统计划经济的此岸走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彼岸。在过渡时采取“摸着石头”的渐进方式——先看当前的问题和机遇何在，找到有效的措施解决了问题向前推进之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就再根据当时的条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一步一步迈向成功的彼岸。

　　这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改革策略。而所谓“休克疗法”是想一步跨到对岸，没想到河那么宽，结果就栽下来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市场化、全球化是理想的目标，但不能一蹴而就，要看现在的障碍是什么，解决的条件是什么，能动员的力量是什么，渐进式向前。这样的指导原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会有所帮助的。

　　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是非常大的幸福

　　《国际先驱导报》：您曾引用卢卡斯的名言：“一个经济学家只要开始思考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就再也不会思考其他问题”。为什么国富、国穷的问题这样令您着迷？

　　林毅夫：“国富、国穷”，是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家一直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人们已经有很多认识，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能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做出分毫的改进，也会带来人类财富的巨大增加。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回报非常高的研究题目，也极具挑战性。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能够以自己的研究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那也是非常大的幸福。

　　《国际先驱导报》：您将在何时履新？您对自己的学生有何希望？

　　林毅夫：我准备5月底上任，一方面是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春季学期的课程已有安排，总要教完再去；一方面是在教书之外，补上世行的课，关注国际特别是非洲、南亚、中亚、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务，尽量多吸收、多了解、多向人家请教。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大，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家发挥智慧，根据中国的状况，找出解决办法，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一棒一棒地接下去。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存在的问题、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但也可说是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黄金机遇”。

　　深入研究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不仅对推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会有帮助，也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还可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借鉴，这是一个利己、利国、利民、利世界的机遇。希望中国的年轻学子把握住这个机遇。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