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得到的情报看，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天意、民心，这是我朝入主北京，定鼎中原的绝佳时机。然而，我朝也应当接受崇祯败亡和李自成治下民怨沸腾的教训，必须采取“非安百姓不可”的策略。先帝在世的时候，极力栽培多尔衮，后者的战略眼光也很敏锐，甚至有些时候不亚于先帝。看着他频频点头的笑容，我感到自己真的比袁崇焕幸运多了。领导我的全是头脑清醒的明主！

　　秉承多尔衮的意思，会后我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奏疏，以书面形式阐发了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

　　我先简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硬道理。而后提出了我的大战略——任贤抚民。具体而言，就是严肃军纪，秋毫无犯；就是“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中原大乱久矣，百姓渴望安定，如果能满足他们的心愿，那我们就一定能征服天下。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一定要把握住，不然就要抱憾终生了。如果说多尔衮此前对进军北京还有什么顾虑的话，我的这份奏疏就在理论上给他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

多尔衮的英明恰恰就体现在他的处事果断上。从我呈上奏疏，到他誓师发兵，仅仅九天时间。在他一声号令之下，全国“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这是我朝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几乎是举倾国之兵了。誓师之时，多尔衮通告全军：“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并严格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