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市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了从昆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此举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随后的几天中，部分公布电话打不通的现象将此事推向了另一面。
尽管面临诸多的争议，但这一措施更多传递出一种诚信、服务型政府的政务公开信号，更是在党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搭起了一座直通桥。
媒体公布了昆明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
全面公开领导干部电话
“没想到现在有困难可以和市长直接反映了。”昆明某国有企业职工钱晓松说。他把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昆明市市长张祖林的两个电话号码直接输入了手机。
在市委主要领导的电话公布后，昆明市通过新闻媒体，正式向社会公布了副县级以上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和工作电话号码，范围包括市委常委、副市长、14个县(市)区党政班子成员、市属各部门班子成员。同时，这些内容还将被制作成《市情手册》，公开出售。印有这些内容的《昆明日报》被争相购买，不得不重新加印。
四季如春的昆明习惯了温和，年年岁岁相似的鲜花也让这里的人们格外眷恋以往的日子。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人们一点准备都没有，但实际上，信号已经发出。
在一月底召开的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仇和表示，昆明要大力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真正实现“阳光政务”，增加透明度，扩大群众对政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了杜绝党政机构“暗箱操作”，把一切放到群众的眼皮下，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向社会公布党政领导班子的电话。
没想到的是，这次行动来得如此迅速。目前为止，昆明市已公开市级电话859个，各个县区和市级机关也在进行更大范围内的电话公开。
关注和争议
连日来，昆明市主要党委政府领导的电话在通过报纸、网络甚至是手机短信不断地传递，公布电话的话题也随之成为全国的热点话题，众多媒体将其登上显著版面，在两三天的时间里，互联网上已有10万多个相关网页，甚至有些网站开始对此进行投票调查。
18日晚在某网站的投票网站上记者看到，30%的人认为公开电话有进步意义，70%的人则认为应该公开更多的信息。
19日，当部分公布电话无法接通的消息在媒体发布后，种种疑问又像一盆盆冷水泼向了电话号码后面的热情。
昆明市纪委书记应永生介绍，昆明市对300多部公布的电话进行了抽查，200多部电话能够接通而且有人接听，在近100部没有接通的电话中技术问题占多数，如有些干部对电话进行了呼叫转移，而这两天正是昆明“两会”期间，会场一律实行了电磁屏蔽，无法接通电话；还有群众给部分领导打的电话特别多，而且有些电话特别长，最长的接听过一个半小时，占线情况比较普遍；另外，在公布的电话中有一个电话是错误的号码。
应永生表示，确实存在少数领导干部离开办公室后没有安排专人接听的情况，致使群众打通电话却找不到人，其原因正在调查中，如是故意不接，将对其进行严肃处理。针对新出来的问题，昆明出台新规，要求向社会公布过电话的领导干部必须在外出工作时安排专人接听电话，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听和耽误接听，而且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问责。
“通过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的方式，政府和百姓有了直接的沟通途径，上情能下达，下情也能上达，但效果如何，应由实践检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杨福泉如是说。
工作作风一小步 政务公开一大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国家《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即将实施，昆明的这一举措是一大进步。
中央党校党建部党建原理教研室主任高新民教授认为，公开党政领导干部电话是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一种做法，虽然表面上只是工作作风的一点改变，但反映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转变。
昆明市西山区代区长蔡德生在电话公布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接到了三个电话，有咨询合同的，有反映问题的，还有问路的。在作了相应解答后，蔡德生深有感触，“向社会公布电话号码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承诺，让老百姓在需要的时候找得到政府，找得到主心骨。”蔡德生说，虽然这三个电话反映的都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但却从中听到了基层最直接的声音，很真实。如果说通过向社会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承载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的承诺，那么老百姓则从中感受到了政府作风转变的决心。
昆明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蔺泉对以前有些政府部门的机关作风总是颇有微辞，电话公布后他觉得机关作风肯定会变了。
“有些机关恶习不是改不了，而是监督有漏洞，现在有了电话，监督他们的从一两个上级领导发展到了无数双眼睛，能不改吗？”蔺泉说。
仇和在此举公布之初表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工作标准，无条件、无阻力、无障碍地为基层服务、为百姓服务。对老百姓的承诺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克服困难的动力源泉。”
杨福泉认为，向公众公开电话号码，反映出党和政府在理政方面的成熟度不断提高，更加开放和敢于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全社会的监督可以构建一种强大的政府公信力，增加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不断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