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

　　●解决了农村的根本问题——吃饭问题，其他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迎难而解。

　　徐勇，1955年生，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领域的领先者。出版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包产到户沉浮录》等著作。

　　黄金十年+曲折十五年+历史跨越五年

　　记者：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在您看来，农村改革的这30年，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脉络，您把它分成几个阶段？能不能提炼出一些关键词？

　　徐勇：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8年的黄金十年，农村改革启动，农民的自发改革转向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型改革；第二阶段：1988年—2002年的曲折十五年，农村改革在不断深化中，充满了曲折；第三阶段：2003年—2007年的历史跨越五年，走出曲折历程的中国农村改革开始进入新阶段。三个阶段都有一些相应的关键词：黄金十年出现的关键词是“家庭联产承包”、“万元户”、“乡镇企业”；曲折十五年诞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民工潮；历史跨越五年的关键词主要有“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

　　黄金十年

　　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根本问题——吃饭问题

　　记者：回顾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黄金十年相对纯粹，是中国农民心情愉快的年头，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的元月，中央都发出了惠农的“一号文件”。而第二个曲折十五年和第三个历史跨越五年则比较复杂，尤其曲折十五年带来的问题，也成为了最后五年新政策的契机。可以这样认为吗？

　　徐勇：可以这样说。曲折十五年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后来历史跨越五年的动因，也是解读整个三十年农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一把钥匙。有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我们应该看到，农村改革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最大问题—吃饭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皇帝要是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那对不起，请你下台，几千年来，中国农业文明的首要诉求就是吃饭，是生存。但是由于体制的障碍，直到改革前，共产党也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出现了18户农民私下签定“生死契约”的事，他们偷偷搞起家庭承包，在当时，这可是极冒险的，试想，中国农民向来是胆小怕事的，他们宁可冒着生死存亡的风险也要尝试家庭承包，可见体制已经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当时，共产党的高明就在于能够顺应民意，邓小平的高明也在于能实事求是。于是农民自发的改革才变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包产到户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农民吃饱了饭，才能有后面接下来的系列改革。

　　农民吃饱了饭，农村有了剩余劳动力

　　记者：吃饱了饭的农民中，很快有一部分人搞起了乡镇企业，甚至还有一些成了“万元户”……

　　徐勇：是的。乡镇企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用“异军突起”来评价它。乡镇企业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承包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于是农村一下释放出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怎么办？他们急欲寻找出路，增加收入。而这时，他们发现非农产业利润率很高，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乡镇企业的诞生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二元社会结构”。1958年我国实施《户口登记条例》，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限制还很严，面对当时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要求，国家提出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民兴办的非农产业不能进城，只能在农村，这便是乡镇企业了。

　　记者：乡镇企业在80年代很是红火？

　　徐勇：那是因为整个8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仍处于短缺状态，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尤其是人们长期被压制的生活消费性产品供不应求，处于卖方市场，这就为乡镇企业的产品销售提供了好条件。虽然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技术含量低、质量较差、也缺乏竞争力，但当时是卖方市场，产品只要生产出来，销售就不成问题。所以，乡镇企业便得以生存、发展、壮大。

　　也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有少数农民搞起了副业，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