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发自北京的一则报道说，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卷发和电烫发型引发狂潮(这些长期以来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影响)，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英国《卫报》这样表述，1978年之于中国的意义:也许，我们应该把1978年看做21世纪开始的标志。当然，1978年纯粹是中国时刻。恐怕没有比这更加适合总结它们历史地位的论述了。

　　1978年，我国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

　　商业阶层的崛起

　　今天风景无限的民营企业家在30年前一定是默默无闻的。

　　他们来自农民、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甚至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和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们一无所有，靠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靠着改变命运的信念，寻找着人生的出路。路在哪里？他们寻找着自己的答案。

　　30年前的1978年，今天中国富豪的榜样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这年才26岁，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当物理教师。这年秋天，他认识了刚刚从华西医科大学分配到学校的一位校医，不久他们相爱了；东方集团的领袖张宏伟这年24岁，刚刚成为黑龙江省呼兰第七建筑施工队队长，正准备寻找着明天的活计；湖南远大集团的张跃才开始了在湖南郴州师专第一个学期的生活，这一年他刚刚18岁；柳传志，这年34岁的他只是一名工程技术员，依旧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里忙碌着，还在为自己的工资不能养活家人而苦闷；玩互联网的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这时候正忙着在西安的部队大院里打架，这年他才14岁，他还拉了8个月的二胡，把《洪湖水浪打浪》弄熟了；这一年娃哈哈的董事长宗庆后的母亲退休，33岁的长子宗庆后终于结束了在舟山劳动农场16年的填海、晒盐、种茶的工作，回老家杭州“顶职”，成为了杭州工农校办纸箱厂的业务员，其实就是推着三轮车卖冰棍、卖作业本；今天在中国声名赫赫的华为老总任正非这年34岁，依旧是部队一名干部，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并且在这一年入党，但到他1987年以两万元开始创办华为还有近十年的时间；这一年，13岁的南存辉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开始了摆摊修鞋。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丧父。他是一个苦孩子，生下来一个月就被从乡下卖到了城里，据说仅值50元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收养他的人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开始一共养了3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长大的。养父去世后，牛根生接过牛鞭继续养牛，5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工，在那里干了16年，然后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之一。

　　这就是今天风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创业前的现实。

　　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一群中国人带着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迈出了第一步，成长为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财富源于中国开放和改革的政策，也源于普罗大众对幸福生活的自我追求。因此，他们的幸福就是中国的幸福，他们的财富同样是中国的财富。

　　这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前世。他们和你我的出生一样，普通而平凡。

　　经济学家张维迎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他说，如果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

　　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指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道路产生了两个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新阶层崛起。在制度建设上，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阶层分化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快速崛起。正是这两大市场经济元素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社会的宝贵资源。现在，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的约40%，创造了中国GDP增量的约60%；它解决了中国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的80%以上；它提供了中国税收的约1/5、提供了地县税收的大半；它提供了中国出口的约1/5；它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力量，也是使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营经济成了一个庞大的崭新的存在于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新群体。

　　“原罪”争议中的改革路径

　　管理层和普通民众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富裕起来的阶层，成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而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这一问题的答案却是空白，甚至还有历史造就的许多遗憾。

　　“原罪”就是舆论给民营企业馈赠的一顶帽子。

　　被称为企业界思想家的冯仑用时下的热门电影《色·戒》作比喻: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欲望这个“色”，仅仅只有伦理道德和规范这个“戒”，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有任何活力；反之，如果只有追逐财富和金钱的欲望，没有社会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规范来加以约束，金钱的欲望也会成为社会的一大灾难。所以，民营企业发展史，实际上也充满了欲望和体制、欲望和伦理、欲望和法律规范的冲突与调适。欲望本身在冲破旧的规范的同时必然会创造一个新的规范，而新的规范又要保证和约束追逐金钱的行为，使欲望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民营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逻辑。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则认为，“原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深层次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他说，清算“第一桶金”，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他举例说，改革开放当时就那么合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符合当时的宪法吗？这不都是违反当时的法律吗？

　　其实，“原罪”的议论正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一种诠释。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改革之初的许多新生事物没有办法规范，都只能是在发展中求规范。渐进式改革注定了中国的改革是从体系之外开始的，即从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经济以及乡镇企业经济开始的。

　　因此，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套用当时的法律肯定是违法的。但如果没有当时冲破这一束缚，也许到今天你做点小生意也要被抓起来。法律的健全是靠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去推动，同样，关于民营企业法律法规的健全也要靠一个个的民营企业的案例去推动和完善。可以说，前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参与、融入中国经济主体的过程，也是民营企业寻求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艰难过程。

　　这一过程当时都是法律的空白，可法律总是落后于现实的。事实上，中国在1997年才取消了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如果要追究“原罪”，那么中国之前的所有财富都有罪，所有的企业家都有罪。

　　因此，张维迎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利。他说，否则会出现很多怪事，晚清的时候中国轮船挂着法国国旗，为什么？因为挂中国的国旗受不到保护，土匪来抢警察不保护；但是挂法国人的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管。1980年代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现在的假外资，都是经济歧视政策的结果。因此，他把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视作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好在“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马上就要全部出台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平等保护”已经写入了执政党的报告，这也就是中国民营经济30年给自己也是给中国经济的贡献。

　　商业阶层崛起的制度诱因

　　中国历史从来没有过一个强大的商业独立的时代，如果有，它不是被玩弄于政治权柄之上就是被体制所挟持，成为政治的附庸。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商业时代造就的繁荣，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群体的崛起，他们大都因为官员而兴，因官员而凋谢。相对历史而言，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塑造一支企业家阶层队伍。

　　看看中国历史上一些富人的下场，他们凭借着智慧、勇气、汗水和信心，在历史的缝隙中，穿梭在安定或动乱的岁月里，不断寻求致富甚至暴利的时代机遇，以求实现个人微薄或宏大的愿望，尽管他们的结局或喜或悲，他们对于那些希望改变自我命运，对于那些白手起家渴望奇迹的今天中国的创业者而言，依然是最好的励志故事。但是，旧时的制度设计者、官僚系统的管理者，以及大多数民众对于他们的态度始终是中国历史难以正大光明书写的章节。

　　辜胜阻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大国的崛起必须依靠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制度因素，二是人的因素。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两大重要因素。因此，中国要崛起，一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需要创造各种良好环境，扶持和鼓励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壮大。

　　因此，执政者要用合理的制度设计保证中国商业阶层的发展和壮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企业家阶层的雄壮崛起正是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坚强有力的支撑。优秀的企业家不仅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同时也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