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1978年到2008年，让你感到印象深刻的解放思想浪潮有哪几次？

　　刘亭：改革开放30年来，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每一次都意义深远。第一次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第三次便是当下提出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应该说，前两次思想解放的基本取向，都偏重于“放开搞活”。相应改革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碎了旧有的僵化的体制，激发了亿万人民的创业激情。后一次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对发展的整个价值取向的重构，是对发展方式、人文价值、大国形象和公民意识的重塑，意义更为深远。我们终于在财富快速积累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光靠放开搞活，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记者：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你觉得最遗憾或没有达到我们理想预期的有哪些问题？

　　刘亭：当下解放思想的主攻方向，是如何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比如，传统发展模式就是“大量索取(向自然界)，大量生产，大量废弃、大量污染”。几十年下来，现在已经是面对困境了。因此，在党中央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浙江省委提出要加快“转型升级”。我个人感觉，在转型问题上麻木不仁、被动应付很危险。很有可能，我们就保不住得来不易的发展好势头。

　　又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泥腿子上岸”，搏击商品经济的大潮，掘得了“第一桶金”。但现在，光是为了多赚一点钱肯定是不够了，还要求我们的企业家能尽到更多的社会责任：一要善待民工，二要善待环境。同时，还要普遍地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

　　记者：那请你展望一下以后的改革，你觉得还需要解放哪些方面的思想，并以此来促进哪些问题的解决？

　　刘亭：改革开放30年了，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到底来自哪里？想来想去，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更不能数典忘祖，动摇对改革的信念。这些年来，随着财富的增加，也有些人开始不把改革当回事了，改革的意识在淡薄。稳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发展来的。那发展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改革来的。还是得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等靠要”、“管卡压”，还是得“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全民创业、全面创新”。新一轮的发展，要靠新一轮的改革去推动；深层次的矛盾，要靠攻坚式的改革去破解。

　　一是政府职能要转型。政府必须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改善发展环境和增进民生福祉上。究其实，趋利避害、顺势而为是企业的天性，市场主体粗放增长的深层次根源，还是在于政府提供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不到位。就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而言，今后应致力于建标准、严统计、强监管，不当“运动员”，干好“裁判员”。政府是提供公共品的，硬的公共品是基础设施，软的公共品就是规章制度。

　　二是二元体制要变革。计划经济留给我们三大“遗产”：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斯大林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经过前一轮的改革，前两个“遗产”解决得不错。但第三个“遗产”，解决得不成功，这也是“三农”问题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说到底要靠“新三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市场化。要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正确内涵上来推进新型城市化，就要下决心打破一系列城乡分割、城乡对立的资源要素管理体制、经济社会管理体制。

　　三是对外开放要接轨。不能把“国际化”理解得太狭窄、太肤浅。对外开放不只是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国外投资，更重要的是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广泛借鉴人类社会先进的、普适的思想观念。过去我们不提“人权”这些概念，现在我们每年要出一本人权状况白皮书，这就是进步。

　　专家名片：刘亭早年曾赴黑龙江省插队支边，大学毕业后长期在省级综合经济部门工作，有多本著作问世。现任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