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一： “傻子瓜子”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旧闻回放：绰号“傻子”的年广九，原来是一个卖水果的小摊贩，1972年开始改营瓜子，被人们称为“傻子瓜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年广九逐年扩大瓜子经营，“傻子瓜子”由零售转为大部分批发，畅销国内市场。年广九和他的儿子不仅在芜湖市设有“傻子瓜子”工厂，还在合肥、凤阳、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十一个加工点和销售点……年广九成了当地有争议的人物。有些人主张支持年广九扩大经营，也有一些人认为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在搞资本主义，主张加以限制。安徽省委曾对“傻子瓜子”的生产经营情况作了认真的调查，也了解社会上对年广九不同的议论和态度。省委认为，“傻子瓜子”是在贯彻党的搞活经济的方针中发展起来的名牌食品，对年广九的积极作用和出现的消极因素应该全面分析。

　　——1984年6月28日《浙江日报》第三版《安徽省委明辨是非兴利除弊“傻子瓜子”风波平息扩大经营》

　　蓦然回首：傻子瓜子原来是很有名的，年广九因为雇佣人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个体户，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那时围绕着年广九的争议也很多，说他是新型资本家，要加以限制。所以后来年广九找了公家单位联营，想要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年广久的这一段经历，关于年广久现象的讨论几乎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私营经济发展的缩影。在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被计划经济计划了许多年的人们，一部分在观望，一部分还不明白，还有一部分人就像年广九一样，进入市场冲浪了。而“傻子瓜子”事件引起的争议，成为观望者考察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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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二：干部“下海”好不好？

　　旧闻回放：曹浩兴“下海”了。他毅然辞去省物价局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到一家乡办企业去当总经理。“有人认为我不做处级干部，‘下海’是想发财。其实，我是自找风险，是想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开辟一个新天地。”曹浩兴侃侃而谈，道出了“下海”的初衷。辞官“下海”也决非一时的冲动，曹浩兴“兜底”道：“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给我壮胆撑腰。”他曾对同事说过：改革分量要加大，政府的职能要转变，肯定有一批同志要脱离机关“下海”去，我就先走一步。

　　——1992年10月24日《钱江晚报》头版头条《辞“乌纱”曹浩兴毅然下海投“雪豹”展宏图大显才干》

　　蓦然回首： 1992年，“辞官下海”是比今天考公务员还热门的事。曹浩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人物，因为他职位不低，去的也不是外企，而是一家乡办企业，属于当年下海潮中比较突出的一位，所以当时在浙江引起了较大范围的关注和争议。当改革大潮一波一波推着人们往前跑时，下海热在慢慢理性。到今天，公务员不是“官”已经在人们思想观念里渐渐成为一种共识，而创业创富的要求和知识含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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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三：企业管理者该不该重奖？

　　旧闻回放：4月28日，杭州市上城区在市工人大厦8楼多功能厅举行“五·一”表彰联欢会。会上，区工会主席宣读了区委、区政府颁发的文件，名称是《关于对上城区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厂长、经理和科技人员表彰奖励的决定》，文件全长1000余字，涉及范围很广，但对在场的人来说，最入耳的是，“宗庆后，奖10万元；陈励君，奖5万元；诸雅根，奖1万元。”人们不记得，杭州至今发给个人的奖中，是否有此高额奖金。三人中，宗庆后是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厂长，陈励君是华日电冰箱厂厂长，诸雅根是定安路肉食品商店经理。

　　——1992年5月17日《浙江日报》第三版《有雷、有风、有雨》

　　蓦然回首：1992年春，一条新闻在全国各地传播：珠海决定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奖额为：一套现代豪华住宅，一辆奥迪轿车，另给奖金20～100万元。对特区之外的每月收入不足200元的中国城市职工，这无疑是一声惊雷。进入4月，在浙江，杭州拱墅区的康桥镇、杭州工艺鞋厂等均在省市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以与珠海相近的奖励作为条件，诚聘科技人员。一时群贤毕至，造成了轰动效应。接下来就是这场对企业经营者的奖励，同样在市民中引发热议，“企业的老总该不该拿这样高的奖励”，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所以这篇报道题为“有雷、有风、有雨”。现在回望，改革进程中的每一步，皆如履薄冰。这场奖励，物质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肯定，是一种对争议的表态，保障了改革者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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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四：买彩票该不该为中奖？

　　旧闻回放：杭州社会福利有奖募捐自上月18日举行首卖仪式以来，100万元奖券已于今日上午全部售完。下城区老人公寓的46位孤寡老人共购奖券800元。杭州西湖小学五三(3)中队的少先队员们把自己平时积攒起来的零用钱，一分一角地投进中队募捐箱内，共买了6张奖券。上城区个体户女青年张永珍购买奖券1000元，是全市认购奖券的最高额，她说：“我要为社会福利事业作一点贡献，以表我的心意。”由于这次发行工作还不够深入，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是反映普遍募捐不该设奖。有的说：“想多买也不敢，怕人说为了中奖，中了奖也不好意思拿。”有的说：“广大群众购奖券积累的钱，给少数人中奖富起来，感到想不通。”二是指导性计划与摊派的矛盾。虽一再强调坚持自愿原则，不强迫、不摊派，但由于实际上存在指导性计划，不可避免地误解为摊派，个别单位在职工奖金中扣款买募捐券，引起人们的反感。

　　——1987年11月4日《钱江晚报》头版《广大群众热情关心社会福利事业杭州百万募捐券半月售完》

　　蓦然回首：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是福利彩票的前身，最初人们买它，不是为了中奖，是为了给社会作贡献，而且还怕人说为了中奖，甚至中了奖也不好意思拿。现在买彩票，已成为许多人的爱好，媒体也有专门的版面谈彩经，因为现在人们认为，买彩票一方面为福利事业作贡献，一方面也许可以让自己的个人财富增加，这同政府鼓励个人财产性收入增加在道理上是一致的，都可以看作思想解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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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五：自费生是不是用钱买文凭？

　　旧闻回放：温州市人大通过了招收自费生的决议。是用金钱买文凭，还是知识吸引了“持金者”？是把学生当商品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文化的新一代？争议源起于邱新亮等11名专业户联合为温州大学集资18万元后，希望把子女送到温州最好的学校读书。温州市政府和学校商量结果是收下来试试。但“收”是有条件的，每位自费生(当时叫“资助生”)三年资助学校1000元。于是，1985年春季，温州中学出现了11位自费插班生。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温州市以及各县中学里都出现了自费生现象。但社会上的种种议论也随之产生:什么自费生，不就是议价生吗？把学生当作商品，还是不是社会主义？

　　——1988年11月12日《浙江日报》第一版《有争议的自费生现象——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温州教育之一》

　　蓦然回首：自费生或者叫议价生，从诞生时的争议到今天社会的默认，一晃过去了20年，自费的对象也从中学生扩大到了幼儿园、大学生、研究生……人们不再关注自费生影不影响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只在乎哪个学校又实惠教学质量又高。只有重视文化教育这一点，20年来一直没变。偶尔自费生这个话题还是会出现争议，但争议会推动实践，而实践又会继续发现问题，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自费生已经不再成为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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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六：文艺团体能不能被个人承包？

　　旧闻回放：1987年12月22日，杭州杂技团召集下属的飞车队全体演职员开会。主持会议的剧团领导宣布飞车队在经济上有严重问题。此刻，离杭州杂技团与飞车队议订的演出承包合同期满尚差10天时间。之后，杂技团领导告诉吴福妹:由于高级职称指标所限，她未被评上，征询她是否愿意申报中级职称。吴福妹认为市文化局和杂技团某些领导是借用权术搞行政干预、单方毁约，强令停演，并在职称评定上对她排斥打击。1988年1月中旬，吴福妹正式向市委宣传部等递交了辞职报告。杭州市文艺改革舞台上较早亮相的经济文化联合体——“青春宝飞车走壁团”，从此投入了纷争的漩涡。披露于报纸、广播和电视荧屏上的有关报道，迅即引发了波及全国的舆论“热点”。

　　——1988年3月31日《钱江晚报》头版《“飞车皇后”停演事件真相》

　　蓦然回首：这事件在当时引发很大的争议，很多人站在了同情飞车队一面，认为文艺体制改革还处于初级阶段，应该允许付学费、有失误是难免的；要求行政领导不能沿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行政干预；要求明辨“在纷繁复杂的停演风波背后，是不是还有不便公诸于世的‘红眼病毒’在作祟”。最后“飞车皇后”还是被送去评高级职称了。承包在那时是非常流行的经营方式，但文艺团体的承包仿佛又很特殊，引起的争议更大。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那些想承包文艺团体人的视野，也促进了后来浙江民营文艺团体阵容的发展和扩大。现在民营剧团、艺术团的蓬勃发展是浙江文化界的一大亮点，这与当年的思想激辨、开拓创新是分不开的。

　　推荐者：夕阳红老年艺术团诸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