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哪怕你是亿万富翁富婆。轰轰烈烈或平平凡凡，那是你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关键是你快乐吗？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在30年前遭到过相当的批判。其实，那时候大家哪里谈得上“财”？城里人不过拿点工资，乡下人挣些工分罢了。

　　且说工资。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7月，财政部规定对供给制干部实行小包干，生活费和津贴费一律折米供给，分大中小3种标准，大灶每人每月折米130斤，中灶165斤，小灶225斤。时彭德怀奉命进京商议志愿军入朝参战事宜，不与夫人同吃，因为彭可享受小灶，夫人只能委屈中灶。1952年7月起，各级政府干部津贴分为29级，并实行工资分制，最高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工资分为1006分，最低区县勤杂员为85分。在关内每一工资分合实物的数量为：粮食0.8斤，白布0.2尺，食盐0.02斤，煤2斤。到1955年7月，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才完成。30年前,工资就是城里人收入的全部，不像现在只是零头。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招便是全国60%的职工涨了工资，这如何不教人欢欣鼓舞？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除了工资，政府还悄悄地给某地人民一些好处。比如北京，每年过国庆都要供应一点带鱼，但1986年带鱼的调入价涨到每斤3.80元，比前一年高出整整1元。为此市府开了5次会，要么不吃，要么财政补贴。全市吃一次带鱼少说要1000万公斤，加上过去的补贴，这要财政掏2000万元，正好是1座立交桥的造价。

　　七次暴富浪潮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大家显然不满足一点点地啃立交桥，谁还没点追求呢。从大的方面说，这30年来,中国人的暴富浪潮至少有七八次。

　　第一次是价格双轨制。在物价转轨过程中，为减少社会震动，自1984年起中国实行了独一无二的物价双轨制：生产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不到700元一吨，而市场上能闹到小2000元，只要搞一笔，立马就成百万富翁。于是权力腐败日甚，条子满天飞，文言曰：把体制内资源搬到体制外。类似的还有进出口配额。

　　第二次是利率差。在通货膨胀明显高于银行利率的年头，用户很少能用真正的银行挂牌利率贷出款来，这样，银行得到的利息与贷款者支付的利息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率差。这中间能生出多少富翁富婆？相似的还有汇率差，炒美元、炒黄金啊。

　　第三次是房地产，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财时期，古老而又现代，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至今仍未有穷期。

　　第四次是股市、期市、汇市、邮市，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接下来还有IT、国际化、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经营、国有垄断行业等等。

　　在所有的暴富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混合、融合。

　　吃饭是个现实问题。1977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问一个农家青年，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说，吃饱肚子。万里问，还有呢？答，把地瓜干换成粮食。于是，万里弄了个文件，很朴素的：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

　　此举立刻受到攻击。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众书记或各持己见，或模棱两可，只有安徽和四川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话说得客气！

　　雇工是另一个敏感话题。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1983年12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材料。邓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

　　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1982年9月，中共中央提的是有计划商品经济，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用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登上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在入党问题上，更是在2001年才有了更大的宽度。当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江泽民说：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个体户被定位在拾遗补缺乡镇企业一举占据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深圳，逃港风复起。1979年6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号召全省人民与之作斗争，对有功人员将给予奖励。1年后的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除去事先设想的4个窗口作用，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也最大可能地缩小了与香港的经济势差，形成一个缓冲带。

　　一边是有人往外跑，另一边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回到城里找不到活儿，1979年，城镇待业率为5.4%。国家一下子安排不了，当时的口号是广开门路，三扇门(国家、集体、个体)就业。国务院文件里有句大实话：个体户也是劳动者。至此，主动的或被迫的，非国有经济开始大发展。

　　1952年，中国的个体户有750万人。经过20多年“兴无灭资”的改造，到1978年，个体户只剩下15万人。1981年底，个体户增长到101万人。但是，当时私营和民营企业仍不被承认，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慢慢补充着，百万富翁们也开始从倒服装、开饭馆、卖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到1983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一举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当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中国工业的二分之一，乡企职工数已达1.02亿人，超过国企。

　　而在理论上说，1994年初，中国居民财产已超过国有资产。当年居民资产总数已达46000亿元，与之对应，到1993年底，中国国有资产总量为34950亿元。

　　到2002年6月底，中国百姓越发富了，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达22.83万元。从1984年到2002年户均金融资产增长速度为25.5%。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房产比重最高，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

　　百富榜门槛一年提升3.5亿

　　为调查偷漏税情况，1991年5月国家工商局确认中国有百万富翁490人。但这个数字值得怀疑，如果官方有办法查清人们的收入，就有办法查堵偷漏税。到1993年中，据说百万富翁已达百万。

　　如今大家比较认同的是洋人的调查。2004年10月12日，“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揭晓，35岁的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拥财105亿元，成为2004年的中国内地新首富。

　　接下来还有盛大网络陈天桥、中信泰富集团荣智健、世茂集团许荣茂、万向集团鲁冠球、天狮集团李金元、网易公司丁磊、香港富华集团陈丽华、合生创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仲盛集团叶立培等。

　　1986年，黄光裕跟他20岁的哥哥黄俊钦北上做生意时，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半年后，两兄弟转战北京，在北京珠市口盘下一个100平方米的门面。初时卖服装，后改卖进口电器。国美电器在1990年代后期经历了裂变式的增长壮大，店铺开始遍及各大城市。同时，黄光裕也进入房地产业，鹏润大厦写字楼让他赚到了钱。2001年1月，黄光裕成立鹏泰投资，以前完全不懂资本运作的黄光裕与资本较上了劲，终于在2004年将资本运作玩得炉火纯青。

　　以黄光裕这等学历，以零售业房地产这等传统生意，黄光裕一鸣惊人，令MBA、EMBA们惭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依旧是发展中的战国时期。

　　在过去的1年中，网络游戏业的春天让陈天桥踌躇满志。和前辈丁磊不同，陈正在用另外的方法介入IT的最大盈利空间之一，他用5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市值140亿元的公司。

　　2004年百富榜的门槛从上一年的9亿元提高到12.5亿元，榜上100人的平均财富是25亿元，增长29%。行业仍集中在房地产业，有45位主营房地产业。

　　年轻的新生代富翁越来越多，前10名富豪中有3人在35岁以下。40岁以下的富豪占到26%。其中最年轻的是2003年继承财富的李兆会，只有23岁。广东依然是产生最多富豪的地方，榜上19个企业总部设在那里，17个企业家是广东人。

　　工程师兼职被判刑脑体倒挂有了改变

　　以黄光裕的文化水平，搏得中国首富，确实令大家惭愧。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富能力大大增强了。

　　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专门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上层的文不是瞎发的。1985年前后就出过这样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兼职被判刑，后平反。时至今日，上层再不会发此类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就给自己许多许多物质奖励。

　　脑体倒挂曾广受诟病。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10年后情况有了改变，1995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珠海市劳动局2000年制定的该市85个职位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为：管理人员中，总经理年薪为110800元，月薪为9233元，最低的统计人员年薪为7800元，月薪为650元；新毕业人员中，博士年薪为80000元，月薪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员年薪为5400元，月薪为450元。

　　据报，1992年走红歌星的出场费是：韦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刘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行4500元，范琳琳3500元，解晓东3000元，蔡国庆3000元。和现在比比吧。

　　股民康柏华自缢身亡“不托市”成为流行词

　　中国股市让一些人赚到了钱。它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说服股民国家不能保证赚钱，以及自我约束国企上市圈钱欲望的过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后，1991年7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1992年8月9日，深圳发行1992年度新股5亿股，在百万股民疯狂抢购新股认购表的同时，一些金融证券从业人员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员竟也利令智昏，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营私舞弊。8月10日傍晚，一些人要求见市长并上街游行请愿，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其间多辆警车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动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查实，在300个发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经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与深股暴市同创中国第一的是康柏华，他住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因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缢身亡。

　　1995年2月23日，沪市国债期货突掀大风暴，一瞬间盈亏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损失数以亿计，这就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被称为“建国以来金融界最大丑闻”。

　　5月17日，中国暂停期货交易试点。“327”之祸首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辞职，后以受贿29.4万元和挪用公款240万元被判17年徒刑。

　　熊了3年的股市，终于在1996年4月份牛了起来。在股市里，利率是大消息。中国央行在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降息，尽管严格保密，但股市却异常——降息前燥热，降息当日及其后却大冷——股民漂亮地玩了两回胜利大逃亡。其后股市盘旋上升，央行及证监会连下令箭，连撤地方行长，却降温无效。

　　终于，中国股市值得记录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2月16日出来了，《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称：“他们众口一辞，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

　　当日，股价大跌，几乎全部跌到10%跌停底线。一时，“不托市”成为流行。

　　军警法禁商郑州立起馒头办

　　经商成为改革开放最热，“十亿人民九亿商”。官员也不甘落后，昨天还是局长，今天就变总经理了。行政衙门作靠山，名流官员挂招牌，供产销运贸无所不搞，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条子遍天下——这等阵势，谁可与敌？

　　显然，这种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将贻害无穷。1984年7月17日，中国上层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干部与群众合办企业。1985年5月23日发出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层重申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中央三令五申，可见事态严重。

　　军转民曾是改革的一条经验。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开军队打击走私会议，在会上除重申军队武警不得经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围扩大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此举看似经济行为，实为政治决断。解决原来由军警法系统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及其庞大资产并非易事，更难的是国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粮来弥补原先由军警法公司提供的经费。严格说，军警法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尽管中央上层在自我削权，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舍不得印把子，时常还要挥挥手，威风八面。

　　郑州人民与全体北方人民一样喜欢馒头，郑州市政府还专门闹起个馒头办公室来为馒头服务。馒头办公室各级政府都有，蒸馒头是要办许可证的，在市里办要交1100元，区里要交1600元。官员们抢着为馒头服务，不幸抢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郑州市场畅销多年的郑荣牌馒头被二七区馒头办罚款，3月6日又被管城区罚款，而这郑荣馒头偏又是在市馒头办挂号的。报复很快来了，3月14日市馒头办在金水区正要查处一家馒头厂，区馒头办便赶来争抢，当街对骂……

　　还有更强硬的招儿。周余武曾任湖南嘉禾县委书记，在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中强力行政拆迁，拘捕拒拆公民，株连公职人员家属，抗拒新闻舆论，引起众怒。嘉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2004年6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湖南省对嘉禾珠泉商贸城项目中的违法违纪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周余武被免职。

　　如果全国有一半的县出了周余武，北京会有多少上访者？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绩成本？

　　另一位官员的反思或许对周余武有点提示，此人是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2004年6月15日，刘方仁案开庭。在庭上，刘说，我现在非常后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

　　刘所说的“懂法”，显然不应是狭义的精通法条，不是简单地以法条约束自己不贪污不受贿，而是以植于内心的法律意识和宪政精神去执政。为官一任，权倾一时，不仅要知道为官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更应该知道为官为什么要干，什么不能干。今日各级官员，其教育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博士硕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学法律或社会科学的？——前者注重的是技术是操作是执行，后者讲的是为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不与民争利，这是为官起码的禁忌。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

　　很长时间里，农民是中国的另类。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但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浪也没了，竟把城市淹了，农村包围了城市。

　　1988年，上海有流动人口140.8万人，广州117万人，北京111.9万人，天津110万人。1991年1月21日，当天抵达广州火车站的旅客达71万多人，这中间许多是外省民工。

　　真正把城乡差别缩小了的是农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当年就是扛着铁锹进的城。如今你多大的来头弄不到钱，但张宏伟行，1998年3月30日一贷就是3000万，10年期低息，还是美元。

　　过去农人的悲剧是陈永贵，后来是禹作敏。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个公司的一名职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逼供殴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员去调查，被村民拘禁13个小时。天津市长聂璧初大怒，亲令放人。于是调来武警，远远逼视，一时全国瞩目。事情闹到这份上就不好办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再后死于刑内。

　　所有的发财都应在法律的底线内。1992年经济热，物价涨，百姓已不会再像1988年那样往家背肥皂扛咸盐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钱保值。一个叫沈太福的人看准了这一眼，他创办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年息24%且随时兑取(当时银行活期储蓄年利率只有1.8%)为诱饵，加上传媒帮忙，仅半年就非法集资人民币10多亿元，波及全国17个城市的10多万人。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因贪污300万元和行贿25万元(当时没有非法集资罪)被处决。同案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受贿5.2万余元和贪污2万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但此后，非法集资却愈发张狂。从大权在握的金融官员到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堂堂公司到民间标会，都奋勇杀入。其前后金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有，1991年10月的韩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额3.6亿元；1994年7月的邓斌无锡新兴公司案，32亿元，后扯出王宝森陈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亿元；1998年李国法河南三星集团案，5.8亿元。

　　黄鸿年抖擞资本花枪“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

　　开放，全球化，是中国人发财的一条新路。雷宇是较早的一个标志。他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给许多海南人创造了发财机会，末了丢了官。

　　1983年，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吃补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洋车就跑出岛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89000多辆，已到货79000多辆，有10000多辆倒出岛外。海南区直属的94个单位，就有88个倒汽车，连学校幼儿园也奋勇当先。此外，海南还进口了大量的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

　　钱从哪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10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42.1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至案发时尚有21.1亿元未还。

　　海南出事后，雷宇降级到广东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61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96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黄鸿年是另一个利用开放发财的人。黄是印尼著名华人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之次子，1980年代末，黄脱离家族自立门户，在港以中策公司为基地，伺机进入中国大陆。1992年，机会来了，中策公司开始大量收购国有企业，步骤大致如下：投入资金与国企合资，通过增资上项目等方式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将股权纳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现，实现滚动收购。

　　比如橡胶轮胎行业。两年间，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和杭州橡胶厂，注资分别是499.8万美元和1524.9万美元，将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发新股，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37亿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资金收购了重庆、大连和银川等地的三个橡胶厂，资产规模大增，这5家企业有3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9大定点厂。黄鸿年最有名的是一揽子收购泉州全部37家国企，组建中侨公司。

　　与黄鸿年的收购相对应，“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国企为争取优惠政策，热衷于搞合资。据对一些省市3万家合资企业评估，80%的中方企业丧失了90%的应得权益，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

　　曾昌飚打造平壤一百西班牙烧了中国鞋

　　黄鸿年要进来，中国人也要出去。在观察了朝鲜7年后，沈阳中旭集团董事长曾昌飚决定到平壤去。

　　平壤第一百货大楼是目前朝鲜国内最大的百货商场，位于平壤市黄金地段，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2004年深秋，曾昌飚率领300名以温州商人为主的供应商，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主要以销售温州小商品及中国的轻工产品为主的综合商场。

　　曾昌飚与朝方签订了10年的承包合同，朝方只征收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朝鲜劳动力便宜，营业员月工资只要70元人民币。另外，中国供应商被允许使用持币证，可以将人民币带出境，也可以使用持币证购买易货商品，如换购铜矿石、丝绸等中国市场上的紧俏产品。更大的鼓舞是，朝鲜官方汇率从以前1美元兑换2.15朝元下调到1美元兑换150朝元，这使中国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汇率与朝方结算。

　　但曾昌飚的浙江老乡陈九松就不大幸运。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中国鞋店附近贴满了煽动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埃尔切市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埃尔切所有亚洲鞋都赶出去，把运送亚洲鞋子的集装箱全部烧光!”

　　9月16日下午，埃尔切城的中国鞋铺纷纷提前关门。陈九松也早早关了店面，但他这天刚好有16个货柜的货要进仓库，此时被堵在了路上。一时间，一个个鞋柜被游行的西班牙人践踏、焚烧、哄抢，大火照亮了埃尔切的天空……

　　西班牙人的愤怒源于中国鞋的廉价。西班牙企业生产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中国人生产同样的旅游鞋仅为3到4欧元，甚至2欧元。西班牙报纸报道，由于中国鞋大量进入，西班牙鞋厂工人失业人数剧增，2002年埃尔切有12个西班牙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个，2004年头7个月猛增到26个，1000多工人失业。

　　记者宋铁军说，钱要大家赚，上下游都要活，这就是生态圈或价值链。而众多中国出口企业追求的是用最低工资雇佣、用最低价格出卖、满足最低利润，这无疑是对生态圈的滥砍滥伐。

　　不仅是陈九松，联想也遇到了麻烦。2005年秋，美国国务院决定向联想采购1.6万台电脑，价值1300万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FrankWolf提出，“联想是一家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国国务院应对此笔交易进行调查。”美国人还表示将改变相应的政府采购流程，这对联想的杀伤力极大。虽然联想收购了IBM的一部分，但从IBM继承过来的政府订单将泡汤，联想的海外扩张计划受阻。

　　中国鞋出口受阻，电脑受阻，但窝在家里也不受用。2004年中国用棉量达到867万吨，占全球棉花消费量的36%，大量棉花进口。中国棉打不过洋棉，不仅输在质量上，更输在价格。2004年国产棉比进口棉每吨贵721元，2005年就更贵了1766元。咱能造便宜的鞋子，种不出便宜的棉花？

　　据说，这主要是由于进口棉花背后巨大的补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目前占全球的市场份额约42%，2005年美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45%。美棉为什么这么红？因为后面有美元。2004年美国棉花补贴总额达27亿美元，占全球棉花补贴总额的67%。据说，几年间，中国棉农丢了180亿元的收入。

　　类似的情形还有大豆。

　　HDI中国排名第106位有车了但到处堵车

　　经过这30多年的辛勤劳作，大家都觉得自己富裕多了。但就怕认真：拿数字来！以人均GDP来说，中国仍排在世界百名之外。不仅如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核算体系HDI，以此衡量，中国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6位。前面不仅有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等发达国家，香港第25，泰国59，朝鲜75，印尼96，蒙古101——都比咱靠前。

　　这个HDI不是单单看挣了多少钱，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扫盲率、社会福利等因素都加入其中。如此就明白了：也许咱有汽车了，但到处堵车、满鼻子的汽油味。如此，生活质量提高了吗？快乐吗？

　　人们生活得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物质是否充足。近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产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环保这样的公共物品，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改善的，若由个人选择，几乎人人都选择多赚钱、多消费、多污染，结果谁都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人民的痛苦指数在增长，最后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

　　相对应，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出现了。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国王提出的，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