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1日，星期五。

　　下午两点，身穿“黄马甲”的陈石桥例行走进病房，躺在洁白温暖的棉被中，习惯性地伸出左手，等待医生把针管扎进自己的静脉，开始每两个礼拜一次的透析。几分钟后，在守候医生的旁边，伴着透析机催眠曲一般微弱的“嗡嗡”声，安静的病房里，响起了鼾声。若不是“黄马甲”上印有醒目的“邵东县看守所”几个黑色大字，以及窗外的高墙和岗楼里持枪的武警，否则无法让人相信，这个正在熟睡的尿毒症病人，会是一个贩卖毒品的罪犯。

　　在这个看所守里享有这种特殊待遇的，除陈石桥外，还有禹松柏、雷彩华等13名“病号”。说到特殊，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更为人所关注的是，为他们这些罪犯治病的费用，来自财政拨款。

　　罪犯治病，政府买单。去年中旬，湖南省邵东县公、检、法、司首开全国先河，出台了一份《邵东县羁押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试图在预防重症病人犯罪与保障此类病人的治疗之间，探求一条新路，找到一个平衡。

　　公开贩毒的病人

　　几个月前，陈石桥和他的13名“病友”，难得有今天这样闲适。当时在邵东的大街小巷上，随时都能看到他们贩卖零包毒品的身影。

　　初中毕业的陈石桥，是火厂坪镇火厂坪居委会新建组人。父亲卧病在床，母亲残疾，老婆丢下只有5岁的女儿离家出走，奶奶、父母和自己三代人全靠吃低保。2006年初，他发现身上肿胀无力，到邵阳和长沙检查后，才知道患上了尿毒症。而为了治病，一个星期必需两次透析，每次400元，一个月要花费3000元左右。因为家里无力支付这么大的开支，为了筹钱治病，去年四月份，他就开始用手机联系“货源”，在自家附近贩卖。

　　“第一天才卖了两小包，每包30元到50元，只赚了10多元。但以后最多时一天能卖10多包，嫌一两百元，最少时也能赚五六十元，遇到没钱的也赊账。”谈到当初的生意，陈石桥记得很清楚。

　　家住邵东县仙槎桥的雷彩华，是三个姐妹的老大，上有80多岁的老父母，下有刚上初中就辍学在家的孩子。以前，她在县城开设了五金店，生意还算红火。数年前，患上尿毒症后，每天的治疗费要三四百元，在花尽积蓄后，丈夫便独自外出打工了，留下她与孩子相依为命。自己店铺无人照料，生意一落千丈。“丈夫又不要我了，我只能靠自己了。”为了治病，经人介绍，雷彩华走上了贩毒之路，把每天的“收入”用来治病。

　　前年12月份，她因贩毒被抓，后来保外就医，但没过多久，她又继续贩毒。“每天400元的医药费，医疗保险根本管不上。”雷彩华说，她参加了农村医疗保险，如果到市级医院治疗，每天的费用要三四百元，医保只能报销百分之三四十，如果到医疗条件差的乡镇卫生院，就可以省掉一半的费用。为此，她买药回家治疗，但每天的费用仍然很高，不得不又操起了靠贩毒赚钱治病的老路。

　　不要说家境贫寒的陈石桥、雷彩华，就算是当年火厂坪镇首富的闵新彬，因患尿毒症，在透析花光了家里的几十万元积蓄后，也走上了贩毒治病之路。

　　在乡镇上担任过16年司法调解员的禹松柏，按理说是深知毒品的危害性以及贩毒“后果”的。可七八年前，当禹松柏患上脑溢血，不久又被医院确诊患上了尿毒症时，他“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老婆还在家务农。他每天所需的数百元治疗费用，以他每月700元的工资，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入不敷出。在毒贩高利的诱导下，他开始以每包50元的价格购买“白粉”，再以每包70元——80元的价格零卖给“瘾君子”，而所赚来的“毒金”全部用于自己治病。

　　“我贩毒也是没有办法，治病需要钱啊！”49岁的禹松柏说到此处眼含热泪，哽咽无声。

　　法律面临的尴尬

　　“他们(毒贩)就是想借重症病人的特殊身份，遥控操纵贩毒。”

　　邵东县公安局分管禁毒工作的副局长袁双林告诉记者，邵东外流贩毒突出，贩毒分子十分狡猾，他们利用邵东良好的地域交通优势，和人流物流进出频繁这一便利条件，把邵东作为毒品交易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尤其是把高危病人作为他们毒品脱手的主要对象。

　　通过调查，袁双林发现，邵东特殊人群贩毒，具有五大特点。一是高危病人贩毒突出。2006年的41名存在贩毒行为的特殊人群中，有38名系尿毒症患者、艾滋病患者和癌症患者，占总人数的92.7%。二是绝大部分以贩毒为业。41名特殊人群中有32名长期频繁贩毒，靠贩毒挣钱养病和生活。三是形成了较大规模零包贩毒网络。高危病人贩毒占据了邵东50%以上的零包贩毒份额，其贩毒行为由地下贩毒逐渐转变为公开贩毒。四是依赖性强。高危病人贩毒与贩毒团伙、毒枭互为需求，互为依赖。五是高危病人呈逐年上升趋势，社会危害性不断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