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明指出，“大藏区”的说法，从行政区划上、宗教上、民族上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从行政区划上看，从来就不存在由西藏地方管理的所谓“大藏区”。1959年以前，以达赖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没有管到西藏以外的地方。从宗教上看，更不存在由达赖喇嘛管辖的“大西藏”。达赖喇嘛是西藏黄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不仅其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和苯波教等不归其节制，就是班禅管辖的地区也不容他插手。从民族上看，青藏高原地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除了藏族之外，还有汉、回、蒙古、土、门巴、珞巴等十多个其他世居民族。

　　朱晓明说，达赖集团鼓吹“大藏区”的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流亡藏人来自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利益的教派、群体，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乃至纷争。打出“大藏区”的旗号可以达到笼络来自其他地区各种势力的目的。第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分裂活动造势。国际上很多人并不知道青藏高原还世世代代居住着汉族、蒙古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第三，表面上不讲“独立”，只说“大藏区”，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要把分裂活动从国外转向国内，恢复他们对西藏的政教统治权力。

　　朱晓明说，所谓“高度自治”，就是要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不会赞成任何流亡者以否定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为条件进行谈判。

　　拉巴平措指出，达赖想复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制度。在那个社会里，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即90%以上的农田、牧场、牲畜和生产工具被官府、贵族、寺院上层所控制，而大部分人民一无所有，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农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而且90%以上的人口世世代代都属于自己的领主，农奴特别是家奴，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生杀大权掌握在主人的手里，可以被主人任意宰割、买卖、抵债。

　　朱晓明指出：“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权早已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权所代替，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达赖集团来决定，而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来决定。”

　　西藏是“自古独立”的吗？

　　达赖集团及西方反华势力为了给“西藏独立”寻找证据，不惜采取剪裁史料、歪曲史实等做法，提出了形形色色独立谬论，为分裂阴谋张目。

　　“西藏自古独立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提出这种说法，并在国际上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英国人黎吉生的《西藏简史》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的《藏区政治史》。前者就是要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和中国不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后者则宣称，“雪域藏地三大区，从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研究员张云表示，这一谬论的核心是把西藏的人种、语言文字和文化同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文化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而且故意混淆民族与国家界限，将“藏族”等同于“西藏国”，试图从狭隘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来曲解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关系史，实质是为“西藏独立”寻找根据。

　　达赖集团分裂势力及国外的一些反华势力罔顾元朝和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大量铁的事实，制造出所谓的“满蒙非中国说”，以为其救命稻草。

　　张云指出，稍微翻翻史料就会知道，无论是元朝的蒙古族、汉族，清朝的满族、汉族和中国境内包括藏族在内其他各个民族，都没有将以蒙满这两个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当作外国。古今中外也没有人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可见，“满蒙非中国说”是分裂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伪造。

　　夏格巴·旺秋德丹在他的《藏区政治史》中还说：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的统属问题”；达赖的法律顾问、荷兰人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一书，同样使用这种说法。

　　张云指出，藏文史书中确实存在有关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是“供施关系”的说法，但是它只是宗教人士一种特殊的表述系统。在大量的藏文史书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的行政管理，以及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接受任命、履行职责的史实。用“供施关系”这样隐晦的词汇来否认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历史，不是历史研究者应有的作法。

　　针对“民国时期独立说”的谬论，张云指出，民国时期噶厦也始终没能改变其地方政府的地位。由于广大僧俗群众和部分上层人士反对搞“西藏独立”，少数人的独立活动最终无法得逞。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曾经出现过一股制造“西藏独立”的逆流，一方面反映出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并不存在某些人认为的“事实独立”问题；另一方面，这场分裂闹剧最终也草草收场，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没有哪个国家或政府承认“西藏独立”。

　　张云说，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在西藏历史问题上，不管采用什么手法，使用什么字眼，都无法改变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