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采集业对西藏农民的货币收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有名的是虫草，在西藏牧区广泛有这些东西。另外，西藏东部和南部地区，松茸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蘑菇，是市场价格比较高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药材等等。采集也受市场价格因素影响比较大。但是最近这几年，虫草和松茸价格一直在持续攀升，对农民的货币收入影响也是很大的。

　　第三部分，非农就业，过去十年以来，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投资很大，这些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中间。

　　第四部分是服务业。西藏现在确定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西藏旅游业的依托是传统的民族文化，所以利用传统的民族文化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这是西藏正在发展中的产业。这也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旅游业需要很多的服务人员，也需要很多的民俗表演，吸纳了很多西藏的农民。还有传统的行业这些年恢复得比较快，比如说西藏昌都县的噶玛寺，是传统的藏区手工艺的流派之一，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这个寺院和周围的一些村子，这些年来手工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在好几个村子做调研，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从传统手工业行业受益。目前在四川的阿坝、甘孜这些地方，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去做一些佛像、给人家盖房子，做一些雕刻、做一些木工活的都有。

　　很多国外的媒体也曾经到我们所里来提过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当中，西藏的农民的收入是不是被边缘化了，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去看一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刚才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不会有人跟藏族人夺这个饭碗。新兴的行业中间，非农就业，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藏族人的参与程度，还有服务行业中间藏族人的参与程度，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现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我们做过很多包工队的调研，其中大体上的一个格局，四川的老板比较多，他们一般会带着相对比较高级的技术工人，比如说工程师，都是从四川带来的，但是再往下走，比如说普通的打工者，多半都是藏族。我做过调研，他们去了之后，图纸和技术工是看不到的，因为藏族传统的建设技术就是盖一个两层楼，已经是很不错的技术了。但是我们要盖高楼，传统的知识是不够用，必须有一套建筑的图纸才能盖十层的高楼，所以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技术工人也好，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并不是说来了之后给了钱你就能承担各种任务，这是不符合规律的。

　　藏族人应该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的。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在藏族人擅长的一些领域中间，其实藏族的企业家也是很多的，也有很多的汉族或者回族，内地去的人在给他们打工。所以现在的格局是这样的状态，而不仅仅说藏族人被边缘化了，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而应该看到他们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层次上吸纳就业。

　　廉湘民:

　　我补充一点。刚才那个记者问到的，会影响中国的稳定和全世界的问题，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大量的证据可以看到，发生在拉萨的这一起事件，是一个典型的暴力事件，因为把人烧死，甚至把八个月大的婴儿都烧死，把无辜的平民拉过来就打，把学校都烧了，这是非常典型的暴力事件。对于这种暴力事件，我们如果把它说成是一种“和平的游行示威”，说成是一种“和平的抗议活动”，如果认可这样一种说法的话，对全世界来说就会造成一种基本价值的混乱。一旦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基本价值混乱的话，那么不仅仅在中国，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在全世界各地也好，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难道我们都把它说成是“和平”的？这势必会引起全世界的混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拉萨的这个事件，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对待它，而采取双重的标准，或者其他的标准，势必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清醒，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是暴力活动就是暴力活动，绝对不能把暴力活动说成是“和平的抗议示威”，我不能说全世界人民，至少从我一个学者的角度，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的话后果很严重。

　　主持人袭艳春:

　　时间关系，最后一个机会，今天有没有日本的记者要提问？

　　日本共同社记者:

　　刚才几位专家们都说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暴力性活动，我当然也是同意、赞成这样的看法，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还有其他国家，都会这样。我的问题是，3月14日之前，3月11日、12日，也发生非暴力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僧侣被抓住了，我还不知道，是所谓的和平示威游行，据我所知，是非暴力行为，如果说绝不能允许暴力行为，而尊重和平行为的观点来看，从3月10日到3月11日发生的一系列的运动，还有被公安部门抓获的僧侣，你们怎样看待他们的运动？从传统的藏民心态来看，3月10日到14日的一系列行动，应该怎样了解？

　　廉湘民:

　　我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位记者也承认，3月14日的活动确实是暴力活动，但是刚才问的是从3月10日到13号的这些活动是不是暴力活动。我说，从3月10日到13号，主要是3月10日和11日，我们注意到，这些活动主要是一些哲蚌寺的几百名僧人下山。这些活动是不是和平的示威活动呢？我想，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应该通过合法的手段。

　　关于游行示威活动，中国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我现在不太了解这些僧人是不是通过了合法的程序，如果他们确实经过了法律程序，才集体下山，我想他们就是和平的示威活动。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经过这个合法的程序，至少可以肯定，这是非法的活动。因为这牵涉到一些僧人，我就想谈一些看法，比如说达赖喇嘛经常说要和中国领导人谈判。大家都知道，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先生，是一位宗教人士，一位宗教人士要和中国政治领导人谈判，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不是可以看到，他还是把自己也当成一个政治人物的？因为在历史上，在1959年以前，达赖喇嘛确实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人物。他长期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人物，不仅从事一些宗教活动，也从事政治活动。而他1959年流亡国外以后，也不断地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宗教人士为什么不安心宗教活动，而热衷于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呢？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政教合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中国西藏，政教合一的时代也早已经过去。我们希望宗教人士就应该从事宗教人士的活动。因为政治可以由政治家们去承担。我注意到，这次事件中，有许许多多的僧人也在从事这种政治活动，我对此也觉得不能理解。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劫难》，专门研究1947年，也就是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样对待当时的活佛和僧人的。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把曾经担任西藏地方摄政的一个著名的热振活佛害死了。拥护热振的一些色拉寺的僧人感到非常不满意，就起来抗议。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军队包围了色拉寺，并且把色拉寺一些地方都破坏了。所以我认为，西藏的政教分离是历史的进步。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会造成许许多多的悲剧。而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先生现在还在搞政教合一，这是和历史发展潮流相违背的。

　　我愿意看到，宗教人士在寺庙里学习佛教经典，继承藏传佛教的良好传统。我也很喜欢跟藏传佛教的人士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但是，对像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先生等等许许多多的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僧人大量参加这种政治活动，我是不敢苟同的。我想说，西藏的政教合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人想在西藏继续恢复政教合一，是会遭到包括西藏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袭艳春: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专家，谢谢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