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宫润伯作案现场的胡同

　　挑战人性的残忍

　　在邻居的印象里，宫润伯常常早出晚归，偶尔也会不言不语地坐在胡同口看书，或者看人下象棋。租住在隔壁的高玉香说，两年来宫润伯几乎没跟她说过话，她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没人能想到，这个言语不多，看上去有几分瘦弱的男人，背后却在挑战人性的极度残忍。

　　9岁的佳木斯二小三年级学生王胜利，是被宫润柏杀害的第一个孩童，也是被害孩子中唯一的女童。她被害后，尸体被肢解焚烧，挫骨扬灰。案卷显示，宫润伯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处理遗骸，他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丢弃这个9岁女孩残骸的四个地方，分别是天麒网吧和文化宫网吧的厕所，网吧附近一个黄色外墙的公厕里，群众艺术馆的卫生间。

　　王胜利的衣服和书包也大都被烧毁，现场遗留下来的一条灰色布面、淡绿背带的棉裤，在被宫润伯剪掉一条裤腿后得以幸免，成为案发后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尸骸身份的主要依据。

　　这种难以置信的残忍和狠毒，被不同程度地复制在其他几个被害孩童身上。唯一不同的是，自王胜利之后的5个孩童无一例外是男孩，宫润伯也不再花费心思去外面毁尸灭迹，而是因陋就简地把出租屋变成了屠宰场和停尸间。

　　第二个被害的，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孩子，在掐死并分尸后，宫润伯用水泥将尸骸封在两个塑料桶里和一个炕桌的反面，放在屋子里。

　　随后遇害的是姜富源、马千里、白金龙和武书田。四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猥亵后掐死，除姜富源外，都被宫润伯用刀片剖腹，然后取出内脏，装进塑料袋里扔在地上。

　　这个令人发指的屠杀过程，从2005年春天开始，到2006年春天结束。据宫润伯自己供述，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尸体腐败。

　　这个后来成为人间地狱的房子，是宫润伯的母亲袁桂香托邻居赵圣芹替儿子租的。袁桂香甚至和出狱不久的儿子在这里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被宫润伯的继父黄忠接回了家。这位58岁的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的退休女工，衣服下摆两个扣子总是扣不拢，她说几年前就发现肚子里长了个瘤子，现在越长越大。她的后院邻居胡大妈则说，都是被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气病的。

　　“二二八”案发、宫润伯被抓走的前一天，刚从她那里要了100元。这是袁桂香见到大儿子的最后一面。“这不过是他知道我刚开支了退休金，”袁桂香还记得当时的抱怨，“这哪是我的养老金啊，这分明是你的养老金。”

　　袁桂香不知道，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大儿子时，他身上穿的蓝色羽绒服，正是从刚被他杀害的16岁的佳木斯三中学生白金龙尸体上剥下来的。

　　青工宫润伯

　　一审宣判后的2006年7月14日，当地媒体做了简短的报道，那是“二二八”一案中宫润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满头白发的佳木斯拖拉机厂配件厂老车工杨百城，从电视上认出了这个十几年前的徒弟。“呵，那不是宫润伯吗？”这个已被大家遗忘的前拖拉机配件厂青工，从记忆深处突然复活。

　　拖拉机配件厂在佳木斯的东风区，这个被当地人称作“佳东区”的区域，集中了佳木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部分厂矿。在佳木斯人看来，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社会群体划分上，“佳东区”作为工人子弟聚居区和作为市区的“佳市区”有着微妙的差异。

　　和作家何顿在他的小说《我们像葵花》所描绘的上个世纪70年代大部分出生在厂矿的子弟一样，凭借母亲是工厂职工的便利，宫润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拖拉机厂的子弟学校度过。1990年，16岁的宫润伯尚未读完初中，就作为第一批签订合同的青工，进入拖拉机配件厂铸造车间工作。

　　半年后的一次工伤事故中，宫的腿受了轻伤，被调入活轻松一点的工具车间，成为老车工杨百城的学徒。两年的学徒生活中，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基本不太跟人来往。

　　两年后宫润伯出徒，获得了一份初期车工的证书。与此同时，和佳木斯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一样，进入1990年代以后，拖拉机配件厂没再能延续历史上的辉煌。这个停产至今的厂子一再改名，却连合资和改制的命运也未能摊上，至今仍靠出租厂房的微薄租金度日。

　　1992年前后，刚刚出徒的宫润伯遭逢下岗，不久袁桂香也下岗回家，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厂子做装卸工的父亲宫西章也找不到活了。对这段时间里一家三口同时下岗后的拮据生活，袁桂香记忆犹新。老伴宫西章去卖冰棍，宫润伯和她蹬倒骑驴(踩三轮车)回收旧瓶子，间或贩卖一种叫黑加仑的饮料。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工具车间，意外地留存至今。车间里蒙着厚厚灰尘的机器，墙壁上巨大的红色标语，在提醒每一个来访者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