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杀人案，不一样的家庭样本，河南平舆黄勇案再回访

　　五年后，有一种记忆叫忧伤

　　如果路宁波不死，还有三个月就该大学毕业了。

　　清明节前夕，上坟回来，路德全坐在门槛上掰着指头算。他妻子说，每次上坟回来，他总是喜欢这样掰着指头给人算。

　　路德全家在河南平舆县高杨店乡陈刘村，路宁波是他的大儿子，从村子旁边的洪河上溯约20公里，是玉皇庙乡大黄庄村，路宁波就死在这个村子里一个叫黄勇的年轻人家中。

　　那天是2001年9月23日，那一年路宁波刚满16岁，在平舆二中上初三。

　　对儿子的死，路德全说他早有不详的预感，“孩子失踪后一个月，我在洪河边上捞到一条腿。”但这一预感直到2年后的2003年11月12日黄勇案发才被证实。在这一后来被河南平舆县警方称为11·12特大杀人案中，黄勇用持续3年的时间把自己在大黄庄村的家，变成了一个修罗场，据官方调查，他在这里杀死了17个男孩，将尸体埋在院子里，而路宁波是最早遇害的一个。

　　黄勇于案发当年年底伏法后，这些个性坚毅的家长依然坚信遇害的孩子不止公布的17个，和2年后佳木斯宫润伯案中一篇帖子引发的对遇害人数的质疑不同，他们用令人目瞪口呆的行动能力来挑战官方公布的真相。半年后的2004年清明节前夕，路德全、胥银平、王留超以及韩华等几个家长，从作案现场挖掘出了新的尸块。

　　获得证据后，路德全、王留超等避开截访的地方官员，绕道驻马店以南的信阳坐上火车，又提前于河北高碑店站下车，然后进京上访，找到记者，邀请法医前来见证。韩华甚至卸下平舆县公安局的门牌，扬言要挂上养猪场的牌子。

　　尽管新发现的尸块依旧被官方证明在原来17具名单之中，作为警示，当地政府还是撤换了当初现场勘查的负责人，警方调来挖掘机，推倒了三间房屋，把整个宅基地掘地三尺。

　　暮春时节的洪河边上，景色如画。黄勇案发不久，其父母和兄弟举家迁往外地，至今未归，邻居们对这个家庭的过去依然讳莫如深，当初的修罗场经过两番倒腾，4年后已经变成一片荒地，野草和乱石中间，数人高的杨树已长到碗口粗细。

　　和宫润伯案中受害儿童多来自外来进城务工家庭不同，黄勇一案，受害人家庭绝大部分是平舆本地人，在对抗伤害时，社会学意义上的土著无论是在寻求外来权利救济还是抚平自身创伤上，都比流动人口更具显而易见的优势。

　　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路德全和其他家长再也没回去过现场。4年前常常一个人到这里凭吊儿子霍红雷的胥银平，已在平舆县城经营起了一家渔具店。王留超则选择了到外地打工。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还保持着互相走动的习惯。

　　而在生活在豫西南平原上平舆县城里的人看来，有孩子和没孩子，有一个孩子和几个孩子，有正式工作和没有正式工作的受害人家庭之间，区别还是很大。

　　路宁波遇害后，路德全还有一双儿女，正在平舆二高上高三；韩华还有一个正在驻马店上高中的儿子；胥银平也有一个已在移动公司上班的女儿，这些家庭大多迅速地恢复了创伤；而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刘华是17人名单中目前唯一还没有孩子的家庭，15岁的儿子刘黎明在5年前遇害后，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尽管县直单位的背景使他能够获得本系统内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的援助，这是其他家庭无法比拟的，但在这个深具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小县城里，没有后代如同人生失去了泰半意义。刘华平时喜欢到胥银平的渔具店坐坐，他时常感叹：剩下的半辈子是“蒙着眼过日子”。

　　比之更不幸的，是名单之外的一个家庭。一个叫冯冲的孩子，在2001年年底失踪，至今杳无音信，他的母亲王凤兰感叹，这个今年应该已经26岁的儿子，7年来始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儿子也已经遇害了的王凤兰，苦于无法找到证据。作为救济和安抚，当地政府把这位58岁的母亲纳入了城市低保的范畴，每个月可以领到140元。

　　5年前黄勇案发后，作为一个亡羊补牢的措施，平舆全县所有网吧都关门整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中小学校管理学生的重要规定。5年后的平舆县城，在平舆二中后面，即便是深夜，已经不知道黄勇是何许人的学生们，依旧坐满了重新恢复热闹的网吧。

　　但家长们永远不会忘记黄勇案的惨痛教训。他们满怀警惕：路德全在平舆二高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周都要和妻子一起从乡下赶往县城照顾两个上高三的孩子；不放心的韩华也索性从平舆搬到驻马店，每天和儿子在一起。

　　案发时的平舆县委书记如今已经调任驻马店市人大常委副主任，路德全说现任县委书记上台时曾表态，“我在一天，照顾你们这些受害者家庭一天。”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