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诉不执行背后

　　据透露，宋平顺曾指示“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

　　但据记者调查，消极对抗并非塘沽公安分局的原意。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诉记者：获悉案件受理以后，天津方面曾经组织人员，研讨湖南法院在此案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天津高院的意见是：人家立案没有问题，该应诉还要应诉。之后，天津亦有人利用赴京开会的机会，游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出面干预，但最高院行政庭并无任何表示。

　　这位老法官感叹：“塘沽分局没有应诉，从那一天起就已经输了。”

　　事实上，塘沽公安分局在案件开庭之前，已经做出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前往株洲应诉的部署。“几个人分工明确，转天都要走了，突然接到市局命令，说不去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警透露说。

　　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正是2007年6月3日，以天津市政协主席之身自杀身亡的宋平顺。这名“文革”结束后首个自杀的正部级高官，被查明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面对500多万的巨额国家赔偿，宋平顺对案件执行进行了干预。据天津市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法院判决后，宋平顺召集公检法负责人指示说，“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另一个流传的版本则解释说：宋平顺在天津政法系统经营多年，自视一方权威，如何让他接受一个外省中级法院的“责令”？

　　“现在看起来，是宋平顺在阻挠，但他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吗？”2007年8月11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在围绕此案召开的专家研讨会上说。

　　《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关，一审法院可以采取银行划拨、罚款、司法建议直至追究刑事责任4项措施。可是“法律并未规定，如果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去执行，法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松年说。

　　这番话针对的，是株洲中院在之前的执行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强硬。这家法院在2004年6月递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此案执行，希望渺茫，无从下手。“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法律赋予我们的强制执行手段。”

　　此前，株洲中院曾经两赴塘沽，均告无功而返。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赔偿法》的缺陷。这部法律将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赔偿”就等于“认错”，“认错”就要面临“问责”，实践中导致司法机关明知是错案也不愿予以纠正的怪现象。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念，认为某一个国家机关或者某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了错事，怎么能让全体纳税人掏钱埋单？如果对责任主体不予追究，老百姓甚至感觉不够解恨。因此立法者将‘救济’和‘监督’结合在一起。”2007年9月1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向记者回忆了这部法律的起草过程。

　　“现在看来，我们对国家赔偿的理解并不准确，这几年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对受害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姜明安说。

　　目前《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经列入2008年人大的立法规划。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将错案追究抽离国家赔偿，同时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账户，由财政直接支付国家赔偿。

　　倘若这些制度上的问题都已经弥补，黄友元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么？没有人敢给出肯定的答复。而且，她恐怕也等不到这一天。

　　她已经年逾花甲，最近常常感到胸闷。为了掩饰衰老，她故意打上厚厚的粉底，却无法遮蔽手背上日益增加的老年斑。

　　然而对黄友元来说，专家的意见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她听不懂夹杂法学术语的意见，却对专家的姓名倒背如流，朋友聚会时她总是炫耀般展示他们的名片。

　　在黄友元随身携带的挎包中，还有她视为尚方宝剑的三份材料：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对案件进行复查后认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够尽快得到顺利执行”。

　　几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机关认真做好此案判决的执行工作”。

　　事实上，措辞更加严厉的表态，还能找到很多。

　　1999年5月，最高院党组在一份有关“执行难”的报告中说：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是对国家法治的挑战，是对司法权威的藐视，为国法所不容。报告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列为解决困难的首要障碍。

　　7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以切实行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当年10月，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权力，乱批‘条子’，乱打‘招呼’，非法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行为”，开展监督查处工作。

　　最近的一份文件是在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开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专项检查，对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选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前景依旧不明朗

　　法院判决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贯主张。塘沽分局法制办主任告诉黄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即：生效判决不一定是正确判决

　　一位朋友很不客气地告诉黄友元：“打官司和拿钱是两回事，在拿到钱之前，你那些材料都是废纸”，“现在是谈判阶段，讲法律没有用，得有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人给你办这事”。

　　尽管这话黄友元不爱听，可她的确找不到朋友所说的这么一个人，她只能依靠自己和律师。于是，2007年8月28日，她又在律师刘文陪同下来到了塘沽公安分局，记者一同前往。

　　接待他们的是塘沽分局法制办主任吴凯营。

　　“这个问题，上次咱们已经谈得很透了”，吴凯营告诉黄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即：生效判决不一定是正确判决，因此要想解决双方争议，必须将株洲中院的判决书暂且放在一边。

　　法院判决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贯主张。分局在与局长吕长贵那封《申诉信》同时提交的《申诉书》中提到：黄友元一方缺乏和解的诚意，回避客观事实的存在，一味强调生效判决的执行。将解决问题的矛盾，再次集中到生效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上。

　　这种态度在律师刘文看来，不仅是缺乏诚意的表现，而且体现出法治观念的淡薄。“判得对不对，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公安局说了算”，律师刘文说，“如果你们不认同判决结果，应当通过法律程序，修改这个判决。”

　　吴凯营放缓语气说：这个案子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有过批示，正常情况下应该很快就能解决。反过来，“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执行，说明客观上我们公安局确实是有道理的”。

　　他又转向黄友元，“现在我跟你讲，咱们不是构建和谐社会吗，和谐社会的基础是要尊重事实。”

　　这话老太太听起来不是滋味。“吴主任，你是公务员，我是老百姓，假如我们换个位置，这个‘和谐社会’你同意么？”

　　知情人士后来告诉记者：天津市公安局其实有一个“200万现金+100万欠条”的赔偿方案，其中现金200万主要由市局和分局平摊，余下部分再从其他分局筹集。“这个数字，我们自己能出，可以规避审计”，“再以‘困难补助’之类的名义交给黄友元，实际上就是‘私了’。”这位知情人士说。

　　但不知何故，2007年8月28日这次会面中，上述方案并未被提及。

　　走出公安局的大门，黄友元忍不住嘀咕起来：“公安局拿了我几百万不还，十几年来，我没处说理。如果是我拿了他们几百万，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到了塘沽区检察院控告申诉科，工作人员的答复是：检察院直接办理的案件，无非渎职、侵权、贪污、贿赂几种。“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得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最重要的是，“公安局局长是我们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我们检察长都没进常委，管不了他。”

　　天津市政府没让黄友元一行进去。门卫一面看报纸一面告诉刘文：“我们机关是对内的，你们要去信访部门”。“我们不是来反映问题的，我们是来要求政府履行义务的。”刘文掏出判决书。门卫并不通融。

　　“这是人民政府还是机关政府？”律师刘文问，对方头也不抬。

　　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打出租车绕了一大圈，黄友元终于找到市监察局接待投诉的部门。

　　“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要受到警告直至开除的处分……”没等刘文说完，工作人员就打断了他：“你还是律师呢。我们监察局是干什么的？对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贪污啊、受贿啊，进行监督检查。它管你这事么？”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授予监察局的权力”，刘文还想申辩。对方连连摆手，“处分条例谁制订的？人事部门。法院判决不执行，你赶快找人大”。

　　四处碰壁的黄友元回到湖南老家，寻找曾经为她主持正义的法官。株洲中院有人告诉他：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位叫“彭秋华”的审判长，在一次车祸中身亡，而那位审判员“郭德仕”，几年前因癌症病逝。

　　记者调查得知，今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召开了由湖南、天津两地高院参加的会议，最高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但目前此案顺利执行的前景并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