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不是留给读者最后的文字

　　广州日报：新版的《柏杨曰》与旧版有那些不同的地方？

　　张香华：要说旧版与新版的最大不同就是新版上的序言是重新写过的，也算是柏杨的封笔之作吧，因为在作这篇序后，他将不再公开发表作品。

　　广州日报：他为新版《柏杨曰》写的自序，是否是留给读者最后的文字？

　　张香华：“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柏杨一共写下了几千万的文字。其实，只要身体允许，白杨还是愿意一直写下去的，宣布该自序为“封笔”之作，并不代表他什么也不写了，只是迫于身体状况而作出的无奈选择。现在他的身体有了一些好转，说不定有一天他身体好起来，还是可以进行创作，与喜欢他的读者进行交流。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所以我不同意“留给读者最后的文字”一说。

　　广州日报：柏杨入狱10年，于是10年著史，有了《柏杨曰》。文王入狱而有《易经》、司马迁入狱而有《史记》，狱中写史，好像成为中国文化人的传统。

　　张香华：大家都说，如果司马迁不坐牢、不受苦刑，就不会有《史记》，但我要说，一个有远见的治国者，宁可国家没有历史、没有司马迁的《史记》，也不可以用冤屈的手段、用残酷的刑罚对付一个人，让他身体上痛苦、精神上绝望，用这样的代价来创造一部历史，实不足取。

　　柏杨写史是不得已。从一开始，柏杨就知道这是在进行一个大工程，在监狱中查阅了很多史书，而且还承受了前妻提出离婚的打击，能完成这些书实属不易。

　　广州日报：有历史学家说，柏杨的史纲是不严谨的，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史纲。也有评论说，他在编年体、纪事体之外，开创了一个“平民体”。

　　张香华：柏杨在写史之初，用的就是一种俯瞰的角度，试图将历史的背景，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舞台，使时间与空间形成一个脉络清楚的经纬。他一直希望把历史写得易懂、可读，具趣味性，除了史实的不可篡改之外，还希望文字具有文采，这是他刻意追求、注意的。

　　柏杨不敢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平民体。过去的历史倒不一定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写给皇上看的。

　　譬如他写到隋炀帝，就称他的名字杨广，唐太宗就是李世民。很多人对这一种写法不习惯，在阅读上造成障碍，为了这件事，他还与我争执过多次，因为很多皇帝的名字是非常古老少见、甚至今天已没见过的字，读不出来的字，我认为不应增加读者阅读上的困难，建议他一个折衷之道：名字与谥号并列。但他依然坚持他的做法，不用歌功颂德的谥号，对每一个曾经掌握极致权力的皇帝，他要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人”。

　　“柏杨让我感觉温暖”

　　广州日报：从写作体例上看，柏杨写史有一个突出的特色，不是以王朝更替作为篇章，而是以每一个世纪作为一个段落，给人一种整体史观。

　　张香华：大概是出于柏杨个性中对于传统的叛逆性、对现状的不满吧！传统史书强调“奉正朔”，一直到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人还是改变不了这个顽固的认知，一定要用年号、国号，死脑筋，无法突破。所以他偏要突破，采用公元纪年，以每一个世纪作为一个段落。没有国际观的文化，表现在很多事情上常常有令人窒息的感觉，他对这些令人窒息的东西深恶痛绝。

　　广州日报：在您的眼中，柏杨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

　　张香华：他这个人比较急躁，是一个工作狂啊，日以继夜地写书，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三天用。他容易发脾气，有时候真有点神经病的，有时候又有点“老来小”，像小朋友，生活上很依赖我，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很累的。

　　他最大优点就是很温暖、热情、嫉恶如仇。以前我教中文，每天要改作业，写评语，还要参与他的书的各项工作，包括校对啊、封面设计啊。每次我回来，他会跟我说，你辛苦了。这个让人觉得很温暖，而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样的话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