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有历史学家说，你的史纲是不严谨的，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史纲。但是大陆的一位文学博士看到你在开篇解读三山五岳时，以韩愈英勇登山却因无法下山而放声大哭，最后被人灌醉用绳索垂下来突出华山之险，感叹地说这是在文学史上也读不到的。让历史成为立体电影，这是《中国人史纲》的突出风格，所以也有评论说，你在编年体、纪事体之外，开创了一个新的史体:平民体。

　　柏杨:"立体电影"的比喻，是一个很新的说法。的确是，我在写作《中国人史纲》之初，用的就是一种俯瞰的角度，试图将历史的背景，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舞台，使时间与空间形成一个脉络清楚的经纬。也许是一直从事文学写作之故，给我一些基本训练，不会以一般史学家那样的写法去写《帝王家族光荣史》式的历史，自然而然就用自己的条件来写。我一直希望把历史写得易懂、可读，具趣味性，除了史实的不可窜改之外，我希望文字具有文采，这是我刻意追求、注意的。

　　不敢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史体:平民体，但我确实创造了和从前的不一样体例。过去的历史倒不一定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写给皇上看的。如果真如你所举、评论所说，我开创了一个"平民体"，那正是我所希望达到的。我的确盼望每一个人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必如史学家一般巨细靡遗熟知细节，但至少都能够简单扼要地叙述。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也曾经有许多混乱时期，一般人通常对曾经改编为戏剧、小说、电影的某些历史片段或人物有较深刻印象，对于整体中国历史的了解，恐怕是付之阙如。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的史学著作，让人望而生畏，要么就是以阶级观着史，要么历史就在教材中的若干个年代后面被各自分割，仿佛某年和某年之间，并无任何联系，也从未发生过什么，于是绵延的历史有如马赛克出现，变成了跳跃式历史，连专业学习历史的学生都感到无味。但是自从读到了《中国人史纲》,好像才第一次了解到了真正的历史,整体的历史。

　　我们缺少一种面对真相的心态、一种健康的心态。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难道没有杀人放火的情节内容、人性卑鄙的描述吗?《圣经》中没有寡廉鲜耻、残暴荒淫的记述吗?曾经因为有人读了莎士比亚作品就瞧不起英国人，认为英国人比法国人差劲?读了圣经就认为耶稣不如释迦牟尼?问题在于我们还是习惯陶醉在一种僵固的自慰自欺模式，如同童话中"没穿衣服的国王"般，掌权者是那个自欺欺人的国王，老百姓只会在旁边拍手，不戳破真相……我对这一点深恶痛绝。我就是童话中那个不识趣、但说出真相的小孩，我要以一个平民的立场、态度来写这部书。

　　由于我本身的素养与当时条件的限制，使我无法做详尽的资料收集、研究，这也许是《中国人史纲》不够严谨的原因，但这个强烈的欲望，是促使我写这部书的原因。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缺乏基础性的通盘了解，既是知性，也是感性上的一项缺陷，也就是人格养成上的遗憾。有一个说法:最后能创造出一番事业的人，往往来自乡下，又永不忘家乡的人，而不是最后迷失在城市五色霓虹灯下的人。这话的道理就在于知道自己的来历，才会产生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读历史的意义在此。 《瞭望东方周刊》:由于《丑陋的中国人》对酱缸文化的批驳，让一些人产生了误解，以为你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中国人史纲》的表述可能更为清楚:中国文化是健康的，但是宋以后由于理学盛行，酱缸开始发酵。由此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所指的酱缸文化更多的是对于理学而言的？

　　柏杨:文化是慢慢积淀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也既没有能力也不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伤中国人的人性，除了几千年专制集权暴君昏君的摧残蹂躏，还有长期在这个体制下，维护既得利益的贪官污吏，以及苟延残喘为了保住一家老小性命的可怜百姓，我们严严实实、或多或少成为一个共犯结构!

　　我的确认为理学伤中国人的人性，使文化的生命丧失;孔子对"崇古"的提倡、强调，我觉得也值得检讨。言必称尧舜，礼必推周公，一味要我们回到尧舜禹汤时代，这种思想的逆向追求，绝不是人生惟一的选择。人生应该是充满蓬勃生机、无限可能的;应该对于未来有极宽广的尝试、追求的精神。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我们中国的灿烂文化生机的大河，就渐渐沉淀淤塞，封闭窒息成我痛予的"酱缸"。

　　对于我被指控"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我自己是从这块土地、这个文化里生长出来的，29岁才来到台湾，我的思考方式、言行举止，都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我完全否定这些，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今天能够如此批判、反省，顶多也只说明了:我还可以回头面对我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史纲》的写作，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结束而结尾，为什么不写到辛亥革命？或者说，现在又一个一百年过去了，很多人期待着这部书能够增添这个新世纪的内容，限于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将来还能否以口述的形式，了却读者们的期待？

　　柏杨:其实《中国人史纲》我在狱中原本已经写到民国初年，但后来这部分资料遗失了。关在牢房里，很多情况是变化的，随时有检查，我在写这部书时，甚至不能确定这部书是否留得下来的，更不要问这本书以后是否能够问世！

　　当时因为怕文稿被抄出来、充公、烧毁……我在狱中冒着危险、想方设法，把这部书的内容抄了三份，运用秘密的管道，送出去一份，我自己出狱时带了一份出去，另外一份留给同室的难友:假如前两份都不成功，我还有最后的一份。

　　在那个无法计划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等到这些年有人要我再写时，我的体力已经不堪负荷。至于是否能以口述的形式继续，恐怕我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