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万物欣欣，这似乎是一个更适宜称贺的季节。然而柏杨走了，一片云彩遮掩了明媚。一个指责中国人丑陋却也反被指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一本文凭、结过五次婚的88岁的男人，一个“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的作家，一个“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独立批评者走了。或许任何生命的逝去都值得哀伤，于柏杨而言，无论是私底下的丈夫、父亲身份，还是公共领域的作家、学者角色，都值得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去悼念。作为人格独立的批评者，柏杨的半生历程足以担当起这份纪念。

　　既然要对历史的真实负责，也就不必为逝者讳言，柏杨并没有天然地以批评者的姿态来面对世界。19岁的时候，他曾下定决心，“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数度抛妻别子跟随蒋家政权去了台湾，失望和反思逐渐形成了柏杨的批评意识。促使他对政治、世相、人情产生顿悟的分水岭，是起始于“大力水手”事件的十年牢狱生涯。1967年，柏杨翻译的“大力水手”漫画中出现“父子竞选总统”的内容，而且“伙伴们”一词被柏杨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切被当局解读为对蒋氏父子的讥讽，柏杨以“侮辱元首”和“通匪”罪名入狱。这样的遭遇不仅让他产生了“四十年如一梦”的幻灭感，而且催生了他“为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的观念。

　　从理想中的狂热到现实中的幻灭，柏杨终于确立了一个批评者的姿态，此后方有《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等代表性作品的出现。他的批评不独针对传统文化中的“酱缸”和民族性格中的“丑陋”，而且直指现实生活和时政之弊。这种现实指向也不仅仅局限于蒋氏政权，直到前不久他还在以绝食的方式，表达对民进党政权的失望和不满。对阿扁，他直言不能以选票为念来推行治理。对马英九，他赠送短命王朝史书以示讽喻。人们对于柏杨，或许更瞩目于他的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刻薄。事实上在文化之外，他的批评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人的丑陋，但柏杨依然以“世俗民间代言人”的身份自居。他的夫人说他表面嬉笑怒骂，其实内心无比沉重，于是也有人称他为“台湾鲁迅”。

　　“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独立批评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因为责任他们选择批评而不是粉饰，因为正直他们拥有独立的判断而不是苟同。他们以社会的良心为标准，以不公平不正义的一切为靶标，而不会屈服于派别或阶层，更不会以自己的影响来交换利益戕害众生。柏杨的一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展现了造物之奇妙，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个传统士人向独立批评者的进化。自古以来，士之作为一个阶层，总免不了“货于帝王家”的依附宿命。时代之变迁，文明之更进，终于使知识分子能够脱离对于正统的拘泥和对权力的依赖，而以独立批评者的身份屹立于人世之间。

　　人们对于柏杨的纪念，表达了大家对一个批评者独立人格的激赏，以及对他所成就的恢宏业绩的肯定。中国正随世界潮流一同奋进，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罕有的概念，而已然成为现时中国文化人的普遍追求。柏杨所呈现的是一种批评者成长的历程，而他的逝去或将激发人们对于智识者秉持道义的期待，或将成为更多知识分子见贤而思齐的契机。个体的生命终究有极限，而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将永恒久远。一个独立批评者的离去，将不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会启发一个时代的进步。由此来看，这个季节依然万物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