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地震发生时，我在四川乐山，与我的两个哥哥、姐姐相聚。我们住5楼，虽然事后知道乐山比较安全，但当时震感很强，大镜子等震落在地，摔得一地碎渣，楼房晃动很厉害，几乎站不稳，墙壁发出“轧轧”声，似乎马上要垮塌。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地震时，我在成都，1999年9月21日台湾地震时，我正巧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作学术访问，经历过两次大地震，比较有经验。把我体弱有病的姐夫扶下楼后，我急忙招呼聚集在楼下的人们转移到空旷的地方。后来，我出主意，和家人在外面的平房中过了几天。

　　因为相对而言有经验，我一直力图冷静、密切地注视有关方面组织、应对地震的措施，我感到，中央一级做得较好，而其他方面缺陷甚大(当然与经验和物质条件有关)。我觉得，应该有更完备的抗震机制，尤其在信息的收集、传递、分析和发布方面。

　　我想，只有像我这样年龄，了解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人，才知道我们今天在抗震救灾中进步有多大。我清晰地记得，1976年发生死亡破24万多人的唐山大地震后，“四人帮”把持的中央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成全国最大的事情，认为抓抗震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当时抗震既没有经验，更是主张依靠政治觉悟，否定技术的作用，解放军战士赤手在废墟中刨，人还没有刨出来，双手已经鲜血淋漓。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天灾和人祸结合在一起肆虐，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

　　这次汶川地震，破坏力与唐山地震相当，但整个抗灾过程，特别是抗灾的理念，与1976年唐山地震时完全不同。那时是政治运动第一，这次是抗震救灾第一；那时是阶级斗争第一，这次是以人为本；那时是拒绝一切外部援助，这次是接受并欢迎援助，那时是实行新闻封锁，地震没几天就把舆论和注意力转移到“路线斗争”上，这次是让人民了解灾情，动员一切力量抗灾。

　　天灾无情，造成极其巨大的破坏和损失，但也激发和凝聚了我们的力量。平时，我们往往看到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比如人们冷漠、向钱看，等等，但是，当灾难来临时，我们看到了那么感人的英勇行为和献身精神，平时默默无闻的人，为自己生计奔忙的人一下子振奋起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灾斗争，或者不声不响地通过捐钱、献血等方式作出奉献。

　　这种深深埋藏在我们民族之中的伟大力量，我从5月12日起就感受到了，正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更爱自己的同胞和祖国，看到了希望。

　　灾难还没有过去，伤亡数字还会增加，但这一切吓不倒我们，战胜了空前灾难的中国人将在灾难的考验中成熟，大踏步前进。(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