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

　　很多“私家侦探”，都是公安、武警出身，但用他们的话讲：“明处办案和暗处侦查还是两回事。”

　　警方调查，公事公办。但“私人侦探”的调查权合法性问题，始终受到争议。

　　“除了1993年有过一个《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外，现行法对我们这行其实没有明确的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身为律师的李长旭认为，没有被明确禁止的，就可以做。

　　至于调查渠道，“我们的信息来源渠道本质上和警方是一样的，只是公家是依法办事，我们是按规矩办事”。付树民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

　　“摊开说，就是相关信息采集机构管理不规范。在中国，很多事会按另一种规则办。”付树民表示，关键职位上的某些个人可能被利益打动，50元，100元就能拿到所需信息。即使对方身份特殊，也只是价格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调查员是来自公检法系统，因为要有内部的关系网，才好办事。侦查能力只是一方面，是可以培训的。”

　　“思明”说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些领域人治比法治更有力量。这是我们能变通的地方。”

　　另一方面，“当十年好警察，未必能当一个好侦探”则是业界一个普遍的说法。

　　“做侦探，玩的是心理学。”韩冰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个男客户怀疑自己2岁大的儿子不是亲生的，觉得老婆曾“偷了人”，又没法让警方协助调查。这件事一直让他备受煎熬。一方面他不想做亲子鉴定，怕自己的家庭因此而破裂，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心里的疑惑。他想暗中调查，不惊动任何人。

　　韩冰想了想，问：“你同意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你老婆么？你同意我跟她面谈么？”男客户同意，同时给韩冰十万元做酬劳，期限是3天搞清楚。当天下午，韩冰就给他老婆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是私家侦探，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谈，那个女人很痛快地同意了。

　　见面地点是一个日式茶馆。两人到了后，韩冰故意向门外张望了一下，把推拉门一下子阖上了，压低声音说：“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丈夫一周以前找到我，让我调查一件事，和你有关，也和你儿子有关。”说着，拉开了手边的书包，掏出了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这是我调查了一周所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你做的那些事，我清楚得很。”女人的脸一下子白了，放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韩冰注意到这些细节，心里已经有数了。他继续说：“你是愿意给我点钱让我保守秘密呢，还是愿意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丈夫？”女人一下子崩溃了，哭哭啼啼说了自己两年前的一次“艳遇”，承认了孩子确实不是自己丈夫的。在这一切叙述开始之时，韩冰已偷偷地按下了纽扣摄像机的开关。

　　几分钟之内，事情的真相就水落石出了。而那包被韩冰称为“证据”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包废纸。

　　“一个出色的私人侦探，需要同时具备几种能力：认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他必须博闻强识、熟悉法律、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超强的记忆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控能力。”

　　韩冰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佐证他的“识人之术”。他的调查公司招聘侦探的时候，他总是最后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回到家发现你的老婆正在和别的男人有不轨行为，你怎么办？

　　“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杀了他们俩。这样的人不能要，他当不了侦探，因为他没有自控能力和理智的心性。”

　　福尔摩思调查公司的“思明”告诉记者，从办案方式上，与前几年相比，整个行业的进步也非常大。 “最早那种传统的人跟人我们早就不做了。我只能说，公安的绝大多数调查方式，我们都可以做到。而在高科技手段上，我们的投入更多。”

　　孙茂勤说，其实私家侦探常用的那些工具，比如辣椒水喷雾器等等，在北京等大城市是“管制器具”，只能警方使用，可在南方一些中小型城市，很容易买到，包括一些高精度的窃听和录像工具。

　　浮出水面

　　孙茂勤估测说：目前国内大小民间调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在两万人以上。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也加进去，这个数字会突破20万。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好好赚钱，是目前大多数“私人侦探”的生存方针，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这样“不见光”地干上一辈子。

　　上三个月的函授班，跑大老远，花费近5000元来参加这个司法部办的小培训班，学员们无非是想获得一个所谓“官方”认可。在这些“私人侦探”的眼里，似乎任何一个正规机构给予的“奖励”和“名分”，都是弥足珍贵的。

　　2006年，“商账追收师”第一次列入了国家承认的“职业列表”中，私家侦探行业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了。

　　“正道”出身的孙茂勤虽然一直力挺这些“私人侦探”，但也颇有微词，甚至经常皱着眉头数落他们：“你们这些私家侦探老是搞帮派作风。最要改的就是这股劲儿，见面就抱拳，碰肩，能不让人们觉得你们像黑社会的么？你们不是要阳光下追债么？政府认可是一方面，你们自己也先得有个阳光形象。”

　　但数落归数落，这个培训班的“证书”，也让孙老探长“汗颜”。在他无奈的笑容里，这个司法部下属的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是否有资格开培训班发给私人侦探们“执照”，是个经不起推敲的问题。

　　作为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资格”，孙茂勤的意见是，很多民间问题，由民间调查公司来处理，可以在法律介入之前，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比如婚前调查和企业追债。而司法部门和他们合作，能够把一些工作转移出去。

　　“这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说公安部门破案效率低。主要是私家侦探进行调查是全开放的，更灵活多变，所以公检法部门不妨和他们合作。这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融合。”

　　而一直保有行业热情的韩冰说他正准备在北京设立公司，专门帮助企业“打假”。

　　“认定假货是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的事情，但是找到假货制造窝点就是我们的工作了。这是一个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我特别想让外国的同行看到，我们中国的侦探可以做好自已的事，我也要让普通人都知道，私家侦探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阴暗职业，它是一个阳光下的行业，这两年，我们国内的同行一直在为争取一个‘阳光的身份’努力。”

　　也有同行没有韩冰这么乐观。李长旭律师说，我们始终在期待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台来规范我们这个行业。现在仍然是清者自清的局面。调查员没有从业执照，入选标准完全掌握在各个公司手中，没有任何门槛，随行就市，市场秩序很混乱。

　　“我们得到的音讯是，有关部门还在调研中，四年前就这么说，现在还是。”

　　“对我们来说，如今危险风险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最害怕的还是法律的‘沉默’。”采访中，很多“私人侦探”不约而同地表示。

　　可即便如此，丰厚的利润和日渐增加的社会需求，还是能让人相信这行“前途无量”。韩冰的两个儿子，一个准备考公安大学，一个正在省武术队学习。他想让两个儿子“子承父业”。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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