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之前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他的证券知识和对资本运作的理解来自1993年到1995年失败而短暂的下海经历。他的英语也很勉强，和这段时期开始活跃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批中国金融家形象迥然有别。一名任职于国家开发银行的知情人说，为了强化自己的英语能力，2001年，王益任国开行副行长的第三年，申请到哈佛大学进行了一次为期3个月的业务进修。不过，王益的学习能力和对问题本质的把握能力向来令同事和朋友们惊异。“他以前是搞证券的，突然进入银行业，按理说会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但王益很快就把他主抓的领导工作的各个环节和程序弄得很透彻了。”这名知情人说。

　　王益接替高西庆，被一些内部人士看成是证券管理部门内，本土派对海归派的一次胜利。胜利并非只是停留在人数优势，更多地体现在管理思路上。事实上仅仅从人数上看，海归派一直在增加，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俱全。但其推出政策的行政色彩始终是其监管行为中挥之不去的争议点，直到2004年海归代表之一的史美伦离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又一次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海归派“水土不服”，他们“带给了股市未来，却没有带给我们现在”。

　　王益的权力

　　权力上升时期的证监会和同样处于权力上升期的王益在同一时刻站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最醒目的舞台上。

　　权力还在继续向“有利于”王益的方向发展。在中国股市雏形初成的时期，市场越动荡，监管者所具有的裁量权就越大。从1995到1997年，股市正处于这样一轮罕见的暴涨暴跌的行情之中。

　　“应该说，王益1995年11月到证监会任副主席，让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道炯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员回忆说，证监会这一年都在被一位叫管金生的金融大佬和由他一手导演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所困扰，这场国债期货市场的金融灾难席卷了大量的机构和中小投资人，上百万人的利益在“327事件”中受到牵涉。“王益应该说是受命于危难关头，这个时候，王益的人脉关系，本身也是证监会所需要的资源。”

　　这场灾难拖延了将近一年终于结束了，王益和证监会接下来面对的更大挑战，是“327事件”结束后紧随而来的股市暴涨。在央行两次下调利率的利好消息推波助澜下，股市井喷行情在1996年迅速发展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上百只股票涨幅达5倍以上，这一年中国股民急剧增加并超过2100万人。为了炒股票，北方有农民甚至把耕牛都卖了。除了如何平稳股市，证监会当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大麻烦，一支叫琼民源的“明星股”，在一年时间内股价升幅高达11倍，公司1996年的年报报出5.71亿元利润，每股收益1995年不足一厘钱，1996年暴增到0.867元。在其年报真实性遭证监会质疑后，琼民源开始闹起来。

　　这名官员回忆说，1997年3月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上市公司琼民源发表虚假信息，声称盈利5.71亿元，后来有人举报给证监会，证监会就通知他们公司，让他们核实后再公布，他们自己开股东大会要求暂时停牌。但在这一过程中，琼民源在3月7日雇了几卡车工人围攻证监会整整一天，说是证监会让他们停牌，使他们领不到工资了。“王益当时担任了这场危机的具体处理者。”这位知情官员说，“当时他带着办公室主任，代表证监会跟工人们对话，‘你们公司的报表不是讲赚了5.7亿元吗？既然赚了5.7亿元怎么会发不了工资？你们该去找你们公司领导人要工资’。与此同时，琼民源公司领导层还向党、政、人大、政协领导机构及新闻媒体发通电，告中国证监会违法。”

　　证监会在更高层的支持下，对琼民源进行了强硬的调查。结果显示，琼民源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后最严重的一桩造假欺诈案，10万股民因此被套。

　　这一事件，和一系列发生在股市的混乱再一次让决策层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股市失控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样最直观的答案是，避免琼民源事件再次发生的最好办法，是在源头上下功夫:“狠抓上市公司的质量。”而后者的解决之道，无疑是强化证监会的发审权。1997年，证监会结束了证券市场由9家单位多头管理的局面，收回了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全国各期货交易所的地方管理权，改由证监会垂直管理。

　　琼民源事件，既是王益在证监会展现其实干能力的一次机会，也是王益的权力再一次得到强化的机会。1997到1999年，王益在证监会这段时期的信息极为稀缺，某些方面，和他当时所处的核心权力位置有关。随着发审权的高度集中，发审权成为证监会监管权力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证监会对股市稳定进行宏观调控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十几年中国证券发行，任何一个公司的上市，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工作’就是与发审委打交道。这个交道打得成功与否，几乎就决定着公司能否上市。比如，如果在上市申报中知道了核审该公司的发审委委员，有的放矢地与之做好‘协调关系’，按照这些投行的说法，上市公司的成功几乎就是一大半。”一名接受采访的投行人士描述那个规则暧昧的岁月时说，“甚至为此，在市场中形成了一帮专门为准备上市的公司提供发审委委员名单的公关公司，包括按照索要名单人数多少讲价钱。”“即使发行部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思议，更不用说是身处权力中心的王益了。”

　　这种高度自由的行政权力，和王益后来在国家开发银行的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国开行的知情人说，“相比之下，银行的制度系统要严格得多，王益虽然是分管国际金融局、政研室、稽核、业务发展局、投资业务局等多个部门的副行长，但是权力却是被高度约束的”。这名知情人否认了关于王益事发于巨额贷款的说法，“像涉及几十亿元贷款的项目，不可能由一个副行长就说了算。从项目的进口、核算，到项目的审核，每一个环节都由不同的副行长分管”。

　　尽管王益在1999年由证监会副主席上调任国开行副行长的前因后果仍然不得而知，但权力上的失落感无疑是王益面对的精神现实，“他需要用个人爱好填充这个空白”。“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精力去哈佛上课。”这名知情人说，“他在工作之外还保持着进行大量阅读的习惯，他把喜欢的书目列成清单，推荐给下属。”

　　王益到国开行的第二年，这名知情人还发现，这位领导开始热衷甚至痴迷于谱写流行歌曲了。“他兴致高的时候，会把他新写的歌唱给下属听。后来没多久，他从流行歌曲转入交响乐了。”其实关注王益音乐才华的，仍然大多是当年那些证券界的朋友。曾有一家证券公司在周年庆祝会上由员工演唱司歌，该公司老总边看边给王益打电话:“老板，我们在演唱您创作的歌曲。”2006年6月10日，王益词曲的合唱《去远方》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即以“南方基金之夜”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