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方便接受采访”

　　距离奥运会整整一个月的时候，7月8日，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MPC)、国际广播中心(IBC)，2008北京国际新闻中心(非注册记者使用)宣布正式投入使用。

　　如今，三大新闻中心已经开放近一周，外国记者们都在做些什么？

　　大队人马尚未到达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冲在MPC开放第一天就赶到了现场，在他的目光所及，里面工作的外国记者并不多。“美联社和彭博通讯社的设备还没弄好呢，美联社还处在布线阶段。”

　　由于还处在试运行阶段，而且距离奥运会正式开幕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出入新闻中心的外国记者更多都是各大国际媒体常驻北京的记者。7月8日，MPC的主新闻发布厅(该厅被命名为“梅”)召开了首次新闻发布会，容纳800个座位的大厅只坐了大概四分之一。“我问了一个印尼的记者，他们说大队人马还没来呢。”王冲说，很多外国媒体都会考虑来北京后的各种花销，所以一般体育记者估计都要到8月初才能进驻北京。

　　几天来，新华社记者张舵连续参加了几场新闻发布会。在他的印象中，外国记者看上去对新闻发布会有所选择，“有的场次外国记者很多，有的则相对很少”。

　　回避中国媒体采访

　　张舵一直尝试着采访外国记者，想了解一下他们对北京奥运会的关注点是什么，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几乎所有外国记者都对此予以了回避。

　　“一提到采访，他们就说不方便。”张舵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些外国同行的说法是，所服务的媒体有管理规定。“他们预料到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中国媒体想采访，所以就说由所在媒体统一对外发布信息。”

　　本报记者在试图联系采访外国同行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仅是华文媒体，包括美英等一些大的通讯社或报社的记者，听说是采访奥运话题时也是三缄其口，个中原因着实耐人寻味。

　　继续挑战“敏感话题”

　　相反，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外国记者却永远都不会保持沉默。

　　王冲注意到，在MPC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外国记者们继续向新闻发言人挑战“敏感话题”，且“风头正劲”。一个德国记者就发牢骚称，自己在北京街头做直播的时候被有关人员阻止，因此质疑北京奥运会“承诺与实际不一致”。另一名外国记者表示自己想去天安门现场报道，询问自己是否能不受限制地拍摄。

　　路透社的一个记者则话里有话地问：新闻中心的设备很先进，不知道网络是不是很先进，是不是和外面一样上不了某某网站？意即中国政府是否有对新闻中心内外的网络进行了区别对待。

　　王冲认为，现在这些多数由驻华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提的很多问题肯定都与体育不相关。随着奥运会的临近，等各国体育专业记者来了，发布会的内容就会自然回归到体育的层面。

　　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此次北京奥运会期间，注册记者将达到史无前例的22400人，突破了国际奥委会规定的21600人的上限，他们将在奥林匹克公园内的“主新闻中心”(MPC)和“国际广播中心”(IBC)内进行工作；而不能进入奥运场地采访的非注册记者预计达到3万人，北京市有关方面专门设立了“北京国际新闻中心”(BIMC)来接待他们。自2007年1月1日实行的国务院477号令，规定境外媒体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从而从制度的层面上确保了境外记者的采访自由。

　　“既然采访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就应该自信地面对这些国际媒体，哪怕是他们刻意的挑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史安斌副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奥运会也是一堂媒体素养课

　　作为集中全世界数万名记者、运动员和各国高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北京奥运会不仅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了解境外媒体的新闻传播规律、强化他们的“全球媒体素养”的一个契机。

　　这些天，在奥组委的安排下，史安斌一直忙于为奥运会相关城市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和相关部门的官员进行有关媒体素养和舆论引导的培训。在他看来，以胡锦涛总书记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为标志，充分说明中国各级政府对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胡锦涛同志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是将国际视野和国内大局放到同等的高度来看待新闻规律，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在与地方有关部门的接触中，史安斌也感觉到，现在地方政府对新闻和媒体的认识也有了很大转变，正在学会遵从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以前的‘旧闻’和‘不闻’，也就是延迟发布或根本不发布负面的信息，现在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可能。取而代之的是第一时间的新闻发布和危机公关。”

　　而奥运在即，面对各国记者的蜂拥而至，中国也堪称经受着一场媒体的大考。能不能过关，关键还在于相关的政府部门是否能正视新闻传播的规律，以此来进行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的工作。

　　不必担心西方挑剔

　　至于一些外国记者喜欢抓住敏感问题不放，史安斌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首先应该认识到世界是多元的，所以一个基本心理准备就是，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对一些挑剔(甚至是“找茬”)不必过于敏感。我们的政府和民众必须接受并且习惯批评性的报道，后者也是奥运报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外国媒体提出的一些问题，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歪曲，我们都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另一方面，外国记者也要对中国的相关管理制度给予一定理解。“新闻管理(news management)在西方国家也是常见的，尤其是在像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活动期间。而并非简单的‘保障新闻自由’就可以否定对新闻的管理。”史安斌表示，管理不一定是管制或封杀，政府部门应当善于寓引导于服务中，像设立为非注册记者提供服务的BIMC，也是一种有效的新闻管理手段。

　　“我特别觉得，经历汶川大地震和瓮安事件后，外国媒体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认识。”史安斌说，三四月间因为3·14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而导致的西方媒体“反华大合唱”，不可能再出现在北京奥运会上。而经历了一系列风波的中国媒体受众，也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都使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成长和成熟。

　　史安斌表示，即使奥运会上出现个别杂音，包括中国网民在内的媒体受众应该也完全能够承受。“只要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恶意诽谤和歪曲，我们就不要担心西方媒体过于挑剔，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奥运把我们的声音发出去，消除一些外国人的偏见和误解。”

　　被采访时不必众口一词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每个人都可能是被采访者，面对外国记者的长枪短炮，普通中国人该怎么应对呢？

　　“我觉得首先要摆正心态，向外国人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史安斌特别强调了“真实”二字。他认为，很多中国人习惯于爱面子，接受外媒采访也往往不自觉地表现出“宣传”的姿态，这反而让外国记者觉得虚假，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众口一词，千人一面，什么都像排练过似的。“不要因为面子而刻意夸大或掩饰，好的就是好的，要勇于承认差距和不足，理性地对待批评和误解，这才应该是一个大国公民自信心的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