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外贸的增长速度。要防止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到模式转变的战略性目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战术目标之间的权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导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阈值效应”冲击。外需增长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过各种联动机制阻止内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债券等融资工具。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也处于国民经济可承受的区间。因此，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国单独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一步采取深度紧缩政策。

　　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货币政策应当为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创造条件，避免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导致资本和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宜出台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动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应当以稳定房地产价格和资本价格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助长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使之“低点进入，高点出逃”，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进而导致宏观经济进一步的大动荡。

　　坚持汇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适度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率。汇率政策必须权衡“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总量性目标”与“结构性目标”、“金融目标”与“实体目标”之间的利弊。中国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调整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国汇改的步伐，不能因为游资的问题而采取激进放开的方案。人民币升值应当在坚持以往"渐进、自主、可控"的原则的基础上，适度下调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大量游资存在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反而正中投机资本的下怀。

　　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适度改变年初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主要体现在：1)全力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救济工作，对特殊行业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防止灾害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2)积极进行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产业支持，通过这些财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弥补由于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量收缩，在中期可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培育新的支撑点。财政不能因为上行区间超收而过度进行总量扩张；3)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但民生财政应当注意福利支出带来的刚性问题，防止由于上行区间过度支出引发的下行区间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