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未完，故事便跟了上来。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前一天，8月23日，北京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王立表示，很多市民通过邮件和其他方式向交管部门反映，单双号限行很好，建议长期坚持下去，对此政府部门没有定论，不妨在一定程度展开大讨论，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实行单双号的利弊不必多说。讨论中反对继续实行单双号的有几条理由：放开油价比单双号限行有效，实行单双号将激发社会新一轮买车高潮，汽车的闲置和停车位的占用都会增加——这些也都是实话。

　　但是，实行单双号，核心问题是侵害公众财产使用权。对此事，政府有权决策吗？

　　比如，官员说了，“不妨在一定程度展开大讨论”，这“一定程度大讨论”是多大的程度？一个座谈会还是全民公决？是千张问卷还是百万人调查？就算搞了这个活动，这又算个什么程序？这个活动的结果有多大的法律效应？而政府参考活动进而作出决策，又有什么法律依据？

　　在举行奥运会前实行临时单双号限行措施，虽然没有进行“一定程度大讨论”，但北京市政府是考虑到车主的权利问题的，政府决定减征3个月的车船使用税和养路费，约13亿元。这是一大进步。而今，临时措施要改成规则了，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

　　临时单双号限行，属于特殊时期政府的“征用”，虽然缺少一定程序，公众也理解并接受了。而一旦形成规定，则是公众的财产使用权受到了侵害，这就不是政府所能决策的了。

　　车主买车时，遵守相关法规并交纳政府税费，车主合法拥有了汽车的所有权和每天开车的使用权——这意味着车主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并与政府签订了契约，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管理并保护车主的权利。突然，政府决策了，政府撕毁契约了，政府不认法律了，政府剥夺车主一半的汽车使用权了——政府咋就这么大权力？

　　政府也可以开始实行单双号，但要在法律修改之后，经过符合法律程序的人大的“一定程度大讨论”。而即便法律修改了，还有个“法律不溯既往”的问题——政府只能对法律生效后新置车辆实行单双号。

　　而“法律不朔既往”的概念，长久以来并没有成为执政理念。

　　1999年有报纸讲了赵旭买车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注解。赵旭在1998年夏天买了一辆7成新的吉普车，车一到手便动手翻修，光亮照人。正美着呢，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新规定，吉普车在早上7点到11点，下午4点到7点，只能走二环三环辅路。接下来更麻烦了，又出了新规定，1998年之后买的车要有停车泊位证明，这又是一笔花费。赵旭狠心想把车卖了，但车价一下子掉了好几千元，只好咬牙忍了。

　　刚咬住牙，1999年又来新的环保达标规定了。赵旭赶紧清理化油器、换火花塞、换三滤、调怠速，赶紧地达了标。但事没完——才忙活完，又有了新规定：自4月1日起，吉普车须持证进入三环行驶，且每3个月测一次尾气，办一次通行证。这下没脾气了，赵旭最后一次给爱车洗澡打蜡，永别了。

　　赵旭真是个好孩子，“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环保大家都赞成，但买车的时候官员没有告诉他，吉普车要受这么多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官员事后改了主意，找后账，法律政策规定堂而皇之要溯既往，由此造成的个人财产损失谁赔？赵旭没有苛求政府应该做点什么，而是急国家所急，以己之力扩大内需再买一辆达标车——就不怕过些日子又不达标了？

　　改革开放30年，主要就两条，一是将选择权还给公众，种田打工写字跳舞或者靠存款吃利息，随便；二是逐步建立起保护公众财产的法律体系，经过多年磨砺，《物权法》终于开始实施了。但《物权法》的要义还远没有深入人心，特别是“官”心，否则官员就不会动不动就要决策了。

　　又想起房子。曾有人提出每户人家只能拥有一套房子。多亏官员没有出来“决策”，如何决策？政府如何掏得起钱？百姓将超过一套的房子交给政府，按市场现价还是按当年购置价？装修成本应该补偿吧？预交的70年的土地使用费等税费得还给房主吧？利息怎么办？房贷如何处理？一团乱麻，鸡飞狗跳。

　　最重要的，一旦真地实行一户一房，大家首先怀疑的是改革开放。

　　可以想见，如果在北京对单双号和一户一房展开“一定程度大讨论”，反对者可能占优，因为北京人多有房有车。如果这个讨论放在偏远城市，或许赞成者居多。

　　这就形成了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并狠狠地嘲笑了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