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同尼赫鲁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中都曾经说过：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①，“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 ② 。在这方面，中国做了很大的努力。为解决同印度之间存在的西藏问题，1953年底，中国政府通过谈判与印度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周恩来评价说：“这个协定不仅加强了中印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给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③ 为解决同缅甸、印尼等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订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被称为是“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对一些当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如与印度、缅甸等国存在的边界问题，毛泽东表示：“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④ 这样一来，周边国家逐渐都了解了中国解决问题的诚意和立场。

　　经过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中国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很大发展，周边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范例。保持中立和不参加军事集团或联盟的主张，在亚洲许多国家中得到了普遍支持，成为当时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趋势。美国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办法来包围中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毛泽东等领导的这场反封锁和包围斗争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经得到重大改善，但是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本质和战争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继续或明或暗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国家安全。要应对这样的对手，并且考虑到种种复杂因素，必须制订正确的国际战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领导的这场“反包围”斗争的实践，仍为我们今天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制订和贯彻正确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第一，要对世界格局和总的发展趋势进行具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的和正确的判断，并以此作为确定政策和任务的出发点。

　　第二，要在正确认识、分析和研究国际间错综复杂矛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同一切愿意和平或有可能争取的力量合作，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第三，广泛地结交和争取更多的朋友，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持中间立场的国家，注意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第四，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高层互访，对一些一时还存在误解或有困难的国家，要耐心细致地等待和观察，还可通过朋友间接地做沟通工作。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① 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6日。

　　② 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

　　③ 周恩来会见印度教徒报记者雪尔凡伽的谈话记录，1954年6月22日。

　　④ 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记录，1954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