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

　　云南省委党校紧邻滇池，这里连续4天举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孟连事件”的余波激荡着该省众多官员，在中秋前夕，他们被省委紧急召集起来，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因果，温习党的领导人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领悟“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的警句。

　　“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

　　研讨班注明“阅后收回”的一份保密材料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典型案例汇编》(以下简称“案例汇编”)，其中的10余起群体性事件都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除媒体已公开披露过的重庆“彭水诗案”、陕西“校长追县长签字案”外，还包括多起恶性官民、警民冲突事件，有的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扩大、局面失控。在由各省政法机关提供的这份案例汇编中，都附有事件教训的总结，大多提到“违法行政，执政为民思想缺失，基层组织涣散难以化解不稳定因素”或“有利益丧失感的群体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对立”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

　　在分组讨论时，这本《案例汇编》的传阅率极高。楚雄市新任市长袁鹏说，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深感震动。我一直在思考，“孟连事件”怎么会处理成这样？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确实错综复杂，但根本的一条是党政领导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下乡的体会是，接近群众才能相互了解，第一次去人家觉得你生疏，第二次第三次对你就亲切多了，其实，“群众中最安全。”

　　双柏县委书记李家龙说，在“书记县长大接访”中，我发现很多久拖不决的问题完全是可以一开始就解决的，拖出后患是干部缺乏人本观念和责任心。有一位老上访者找到我，说已经找过县里各部门10多次了,反映的问题就是没结果，我细听后帮他分析说，你的要求与现行政策不符。他表示理解，但很生气，说要是早这么告诉我，我何苦跑那么多次！那些干部总是对我说“你的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

　　李家龙希望县里干部做群众工作时保持这样的意识：人本关怀、责任感、法治理念和民主、开放、透明的行政程序。他特别说明，如果程序不透明，公众就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我们有时候总一厢情愿地认为，捂住是替群众着想，其实信息的开放透明可以预防不安和不测。”他举例说，县里公开招聘乡科级干部，传闻纷纷，民间舆论认为是走过场，县里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谣言即止于公开。

　　“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

　　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杨宁说，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碰到“7·19”，还有机会来研讨这一事件。这位从政多年的女干部说，“当官就是担责，群众放在心里，做事才有杆秤。”

　　杨宁曾任昆明市委常委兼盘龙区委书记，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她多次经历和参与处理，也曾接到恐吓电话，但矛盾最终都能化解，她认为化解的招数就是充分关注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昆明市东二环道路改造时，线路附近的一个村子中有一座寺庙，始建于300年前，后经群众集资多次修缮，小有规模。听说修路要拆除他们的寺庙，群众放言：“谁敢来拆，我们就跟他拼命！”下属向扬宁汇报说，这是非法建筑，没有经过规划批准。杨宁说：“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谁来批准？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她到现场对群众说，你们放心，你们不同意，我们不会拆的。她指示下属为该寺庙补办手续，使其合法化。此举深得人心，拆迁工作格外顺利。

　　“大部分群众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

　　“现在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参与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涉及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关系调整，由于没有一部明确的法规，更是恼火。”彭耀文回忆起2006年的“3·21事件”，至今心有余悸。

　　彭耀文当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深夜接到紧急通知，飞速前往虎跳峡处理当地罕见的冲突事件——香格里拉县金江镇群众把7名水电设计工程人员扣为人质，情况紧急。

　　事件的起因是，虎跳峡要建坝修水电站，但事先没有向当地百姓说明，引起众怒，不满情绪迅速蔓延，3000余人聚集。彭耀文赶到时，看见7个人质脸色惨白，缩做一团，有一位副县长还掉到了江里，“如果处置不当，后果决不亚于瓮安和孟连。”彭耀文对激愤的群众说，他愿意留作人质，换出其他人质——特别是生病的工程技术人员，他的恳切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他们同意把生病的人质送往医院，其余的到当地派出所睡觉。彭耀文作为人质，每天只能解两次小便，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在这关键时刻，基层干部一要身体好，二要心理素质好，“死了也不怕，国家会给我好名声的。”

　　“事情圆满解决的关键是省、州的判断和决策，原则就是要关注和理解群众的诉求。”这位藏族干部说。当时，李汉柏(时任副省长)从昆明出发时电话通知当时官员：严禁动用警察！在了解现场情况后，省、州领导传达了省委书记白恩培的指示：如果多数百姓反对建电站，我们不会建。

　　现任迪庆州委常委、香格里拉县委书记的彭耀文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大部分人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然后再作群众工作。这件事险些酿成大祸，原因是事先没有和老百姓沟通、说明。”

　　“有限权力承担无限责任”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市、县委书记们感慨：“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县长的岗位重要，使命崇高。”

　　在讨论频频发生的官民冲突对抗事件时，县委书记、县长们在感到责任重大的同时，也表露了他们承受着的巨大心理压力。一位县委书记抱怨，上级部门只管与我们签订责任状，一年签出二十七八个，出成绩他们有份，出了事都要我们兜着，说白了就是把责任都推给基层。

　　一位县长深有同感，他引述民间谚语说，在老百姓眼里，“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基层有多少权力？好资源好部门都是上边管着，我们缺少治县的资源。县级党政以有限的权力承担着无限责任，“我们不敢奢望表扬，就怕动辄问责。”

　　持同样观点的县级官员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县级党政部门是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好资源、好干部应该向县里倾斜，权力与义务要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