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部分低级别官员被免职后，毒奶粉事件的行政问责昨日大幅升级。因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同时，鉴于李长江对产品质量的监管缺失负有领导责任，国务院批准他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一职。而在本月14日，在对襄汾溃坝重大事故进行的责任追究中，中央同意山西省长孟学农的辞呈，并免去其党内职务。

　　在不到十天内，针对省部级高官的问责迭起。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他们管辖的领域，都出现了危害巨大、影响恶劣的社会安全事件。其中，襄汾尾矿溃坝，迄今已造成近300人伤亡。而含有三聚氰胺的有毒奶粉已令逾万名患儿住院医治，并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事件还波及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在此情形下，必须有高级官员付出相称的代价，这符合民众的期待。

　　在李长江和孟学农请辞的背后，凸显出官员问责的制度化进程。依据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官员再也不能于极大民愤中全身而退。2004年发生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原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辞职即为实例。2005年通过《公务员法》后，领导干部辞职更有明确规定。因而，对中国政坛而言，即便是对高级干部也建立了相应的退出机制。

　　这一机制于本月频频生效，体现了国家最高层抬升问责烈度的意图，希望通过高等级的处分来对党政系统加以严厉约束。此外，问责高官也创造了契机，为掀起更大规模的、针对一般干部的问责制造氛围。譬如，运用更迭局长的方式，表达重塑国家质量控制体系的决心；以撤换省长的办法遏制山西矿难。凡此种种，都旨在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管，督导官员在自危中恪尽职守。

　　在行政权力占据强势地位的国情中，问责高官固然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但它运行的实况也证明，建立责任政府或政治文明尚需着力更多。以孟学农为例，他在五年内因SARS和矿难两度辞职。而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被革职后，近期以中海油高级研究员的身份露面，舆论因此对不透明的高官复出制度提出广泛质疑。透过这些人一波三折的官运，高官问责制呈现出复杂的况味，从向上级领导负责转为向社会民众负责犹有难度，特别是对改革深层次的行政目标似乎力有不逮。

　　尽管问责高官的原动力源自社会损害，悉数具有重大死伤的社会背景。但决定官员政治生命的是他身处的行政架构。因而，即使暂停官员行政资格，也不一定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如此，高级别的行政问责并不等同于高强度的施政压力。而为了促成后一格局的实现，除了自上而下的行政钳制，还有必要疏通自下而上的民间问责通道，亦即：既要问责高官，也要还权于民。

　　包括伤害至深的毒奶粉事件，在众多恶性事故中，受害者和其他民众都会产生强烈的愤懑。这些情绪很难因个别官员被查处而烟消云散，它们日积月累地郁积。根本原因在于，民众很容易发现自己处在孤单无援的境地，虽然身心饱受创伤，却难以寻求法治途径得到纾解。例如，奶粉殃及数以万计的婴孩与家庭，集体诉讼却难以引用。政府信用不惜为无良企业买单，反而招致更深的不信任。

　　社会治理离不开官员问责，令官员常怀敬畏心是治理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释放民众应有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依据法律对官员和企业行使另一种问责权利。应该说，整肃官员永远都是需要的，而当务之急是破除束缚民权的诸多障碍，为问责风暴奠定社会及民意基础。这是法律和法治的机会，借此敦促庙堂与江湖间的交互式监管，更是健康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