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宿州农村，一些乡镇提出，对于农民工创业要敢于“村村点火，处处煽风”。有的干部对此表示忧虑，担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力兴办乡镇企业的教训重演。也有的干部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是民营经济，没有必要另提口号，再搞一套。记者就此与农民工创业者、基层干部进行座谈，他们对以上看法表示了不同意见。
大办乡镇企业时出现的问题不会重演
上世纪90年代初，安徽各地农村大办乡镇企业，不顾实际地大干快上，全省乡镇企业连续几年以增长百分之百的速度递增。结果虚火一退，人去厂亡，留下了上千亿元债务，让大部分乡镇10多年没缓过劲来，农村经济大伤元气。对这一惨痛的教训，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因此，他们生怕当前大力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也重蹈覆辙。
采访中许多乡镇干部、农民工创业者告诉记者，乡镇企业与农民工创业不只是名称不同，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理由主要有三条。
投资主体变了。记者在宿州采访期间接触到的几十家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没有一家有政府资金的参与，全部由创办者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其生产经营状况受到亲友的严厉监督。在现有金融体制上，创办者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用自己的储蓄、房子抵押和个人信用做担保，这与当年大办乡镇企业时大肆挥霍银行贷款和不分责任地以三分、四分的高息从民间借贷完全不同。
针对性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经历十几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对创办什么样的企业、办什么样的规模、销售渠道在哪里都胸有成竹，大部分经过了长期准备，与当时办乡镇企业时一些乡镇迫于上级考核指标的压力，盲目上马企业的情况大为不同。特别是乡镇企业的主导者是乡镇和村干部，对企业运转规律并不熟悉。而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则是从企业摸爬滚打出来的，几乎在企业创办之前，销路已经定好了。
政府引导方式转变了。过去在大办乡镇企业时，政府要订计划，定指标，对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制。导致一些干部为政绩搞虚报浮夸，现在农民工返乡创业都是自发的，强迫也强迫不来，干部主要是搞服务，给企业提供方便。
农民工创业有自己的方式和路径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就是一般的民营经济？灵璧县委书记何志中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特殊的历史现象，需要从城乡统筹发展的全局来观察。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创业所使用的也是特定的资源。虽然属于民营经济范畴，但他们的创业路径和方式与一般的民营经济又有所不同。
资金来源与一般的民营企业相异。据记者调查，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四个部分：一、外出务工的积蓄和朋友间的资金拆借。二、家族内部的资金支持，包括帮助进行资金借贷。三、原受雇企业老板的资金与设备支持。四、亲属的商品房抵押贷款。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还有一个辅助的资金来源，就是小额信用贷款。虽然规定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1万元，但创办者有时会通过亲友广泛动员社区群众帮助借贷。有一户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竟用了100户家庭的身份证，从农村信用社贷出了100万元。
企业经营的范围和规模有特定性。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开办时大部分是微小企业，最初的投资有三五万元的，有几十万元的，超过百万元的占很小的比例。由于农村的劳动力的雇用、原材料的采购方式灵活多样，企业开办时的投资额对企业的发展速度影响比较小。农民工创办的企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产技术横向扩散、转移比较快，很容易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小集群规模。
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对企业的利润追求一般并不高。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赚钱，与原被雇用企业有着上下游关系，表现出城市工业进一步下移的特征。这使得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表现出销售渠道比较稳定、利润率比较稳定、技术比较稳定的特点，虽然是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但对农民来说，创业变得简单易行，容易掌握。
草根性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活力之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工创办的企业所以发展迅速，主要源于其自身的草根性。企业融资、用工、场地的成本低，使得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除了设备之外基本上不用进行固定资产的投资。比如厂房，一般使用自己家的庭院，场地不够了，就把院墙打开，和邻居家的庭院连成一体，租金价格一年只有几千元，即使是租用废弃的村部和敬老院，一般年租金都在一万元以内。支河乡王塘村的戚廷军告诉记者，如果搬到园内去，即使土地成本不增加，用工成本会大大增加，招募农民工也不方便。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本低，主要得益于家族、亲友和乡亲的帮忙。亲情、乡情的纽带，同时也促进了返乡农民工企业的技术扩散，形成松散的联合体。比如支河乡的19家小食品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其技术和销售渠道都源于一个带头人。这种一人带出一大片在宿州市农民工返乡创业中相当普遍。灵璧的尹集、砀山县周楼等乡镇都是如此。
农民企业的草根性，不仅降低了进入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企业退出成本，基本上只要把设备转让出去就行了。墉桥区劳动和就业保障局局长李再胜说，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看上去不那么规范，但它以低投入、低成本、低技术赢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现阶段让它们规范运营、规范管理，反而会令它们失去了自身优势而阻碍了它们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