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央视百家讲坛之老明星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售其“评书艺术”新作《康熙大帝》、《明亡清兴六十年》时，突遭一青年打耳光，此事引来舆论一片哗然，认为是对“学术观点不同”实施暴力，并称“激起公愤”云云，立马成为媒体炒作的一个热点。
对这一暴力事件的发生，我认为是很不应该的，即使阎崇年先生的观点很错误(用上海人的话讲，他红口白牙胡说的东西应该“吃耳光”)，但我们也绝不允许用肢体暴力的行为去惩罚他，为什么？因为思想的东西，不是肉体摧残就能解决的，“文革”中对学术权威专家、对普通老百姓实施肉体惩罚殴打的暴力行为，当时被称为“革命行动”，现在已成为人人憎恶、不堪回首的历史丑剧，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
所以，我对阎崇年先生被人殴打，是很表同情的，对一位75岁老人实施肢体暴力的那个青年的行为，予以坚决的谴责。无锡警方依法对施行袭击的暴力青年进行治安拘留的处罚，我认为很应该。
不过，在我读了10月8日《文汇报》、《新闻晨报》、《新民晚报》等几家媒体的报道以后，对阎崇年先生为何被打的原因，依旧一头雾水，几家报纸都言之凿凿，称阎崇年是因“学术观点”不同才被人吃耳光的，但仔细看了报道，发现出手打阎崇年的那名施暴者，原是一名购了阎的著作后的求签名者，以上几家媒体也都没提到那位打人者对阎崇年的“学术观点”发表过任何不同之词。报道只是说，那位青年先是买好书后排队等候阎崇年签名，轮到该青年上去，待阎签好名后，他突然出手先打了阎一记耳光，他欲打第二记时被人拉开了。那青年在现场始终没有发过一言，而据《文汇报》报道称：“签名区外，另有一瘦小的戴眼镜男子(约二十七八岁)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试图冲入签名区，不时有‘汉奸'‘活该'等侮辱性语言从此人口中传出”。这说明，这位打人青年当时并未亮出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与阎崇年“学术观点”不同的是另一戴眼镜男子。因此，我认为几家媒体的报道称此次打人事件是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被施暴，就不准确，是媒体自己的揣测。当然，骂阎为“汉奸”的不同“学术观点”者有之，即“眼镜男子”是也，但他并未打人施暴。
至于那男子究竟为何打阎崇年？我认为至少到10月8日为止，各家媒体并未说到其原因，因为打人男子本人至今未见有片言只字。他在参加签售阎的著作时打人，我看有三种可能：一是他排队买书求签名是个幌子，目的是想接近阎崇年搞突袭；二是他本是阎崇年“学术观点”的粉丝，因崇敬阎而来买他的书，但等待中出现烦躁情绪而采取不当手段“出气”；三是他的精神上是否有障碍？所以，各家媒体判定打人男子是以暴力对待所谓“学术问题”，实际上倒是媒体记者自己在搞“语言暴力”，把其他人对阎崇年“学术观点”的不满，“嫁接”到了打人者身上。
就算阎崇年是确因“学术观点”被打，我认为作为学者、作为媒体，也不能简单地光要求“法办”而作为解决此事的唯一方法，而应该从中引出教训，对阎崇年被打或被骂，找出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首先，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等一类学者的讲史行为，我认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信口开河的评书艺术，与刘兰芳说杨家将没有多少区别。易中天的三国评书”，不仅把小说《三国演义》和陈寿《三国志》一锅煮，而且胡捧杀人如麻的曹操，确实令人憎恶。而更有学者称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有了“婚外情”，这种信口雌黄难道也是“学术观点”？而阎崇年的“学术观点”,我看也太离谱，别的不说，如他称清代搞“文字狱”“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这种观点骇人听闻，我分明感到恐怖，照这么说，“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暴行也是“维护了社会稳定？”这不是在鼓吹对文化人实施暴力吗？阎崇年自己被人打了一记耳光就受不了，而他知不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文字狱、“文革”中的“思想革命”造就了多少个地下冤魂？现代某些知识精英不是讲“人权”、“以人为本”吗？阎崇年吃耳光的暴力要大叫大嚷谴责，但封建法西斯式的文字狱杀人行为，他们却奉为“维护稳定”。这叫人如何能承认阎崇年们的“学术观点”。阎崇年还肯定清代残暴的剃发令、肯定清朝为了所谓“促进民族融合”的“破坏局面”等，可以说，他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是在宣扬封建法西斯暴力，是视人命为草芥的一种语言暴力，决不是在搞“学术”研究了。
其次，阎崇年也罢，某些电视台的讲坛也罢，都不是在学术普及，目的是为了功利。就电视台而言，为了收视率，于是就要求学者胡讲乱编，越有轰动效应越好。就学者而言，上电视能出大名，又能挣大钱，书也能卖出去，何乐而不为？电视台从本质上是“商人”，在商言商，为了经营好，把节目做红，要求学者不搞学术搞轰动，不择手段，当然也无不可。问题是学者要不要讲学术良心？阎崇年是位学者，他开讲清史，他当然读过《清史稿》、《清朝野史大观》、《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明史》等大量著作，岂不知清朝统治者为推行剃发杀了多少人？岂不知清朝历次文字狱杀多少人？问题是他明知历史真相，还要信口胡说，鼓吹、赞扬统治者的暴力，这就是人品、学术道德问题了，他其实愧对“学术”二字。对此，我认为阎崇年辈应真正反思。有的钱是可以赚的，有的出名方式是可以采用的，但不讲学术道德和良心的钱是不能去赚的。因为从长远看，将对自己的清誉有损，例如于丹讲孔子、某学者“发现”大禹三过家门不入的“奥秘”之类，将永远是学术历史的笑柄，于个人名声大有损害，而阎崇年这种讲坛的“评书艺术”赚的钱，在学术史恐怕也留不下好名声，窃为一位75岁的学者所不取。
再一个是，这次打人事件凸显文化精英们的“话语霸权”，与大众被戏耍的无奈矛盾的激化。阎崇年先生被打时，现场另有人称活该，这很可怕，反映公众对自己缺乏话语权无奈后的愤怒。近年，某些知识界精英为了各自的目的，利用话语权放肆地侵犯公众权益，已到了公众无法忍受的地步。如某精英就鼓吹为了缓解春运大潮而要火车票大涨价，这实际上就是冲着返乡的农民工和普通中、低工薪族、退休族来的，因为富裕者及有车族是不乘火车的(虽然他也假惺惺称可以对农民工搞补贴，但这不具可操作性)。像这类言论，万一影响政府决策，对弱势群体是一种伤害，用句俗话讲，其实是该“吃耳光的”(当然绝对反对真的去殴打)。我在想，假如央视的百家讲坛让精英们放了一通“历史评书”后，再请一些民间代表、真正学者发表不同意见，从学术上争鸣一番，这类民间愤怒就不会存在或可以化解。但现在一些电视讲坛单方面一味向公众灌输一种并不是学术的观点，这实际上是让精英们的话语霸权在人为地催生、制造“地火”，倒真正是学术的悲哀了。
末了，我倒建议阎崇年先生不妨大度些，在那青年认识到打人不对时，由他出面请求无锡警方宽恕那位无知的打人青年(毕竟未造成较重肉体伤害后果)，也许会对阎先生的道德升华更有利些。记得多年前吴官正同志刚任武汉市市长时，一位年轻营业员在他去视察时冒犯了他，吴官正同志抱拳请求有关部门千万别惩处那个青年，真乃品质高尚之举。对比吴官正同志，不知阎崇年先生有无这种气度？
当然，我还要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打人暴力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