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北京满学会会长、《百家讲坛》主讲之一阎崇年，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遭一年轻男子掌掴。目前打人者已被治安拘留。打人者的弟弟称哥哥因无法认同阎崇年关于清朝的一些观点，才动了手。(《新京报》10月8日)

　　从民事诉讼角度来看，对错分明，无需多费口舌。打人者的动机尚需进一步调查，但阎崇年主讲《百家讲坛》的某些观点早就引发争议却是事实。丝毫没有替打人者袒护之意，揣着最“叵测”的心态来看，在此之前，尽管“民间”观点与阎崇年的观点相左，但到底有多少人就学术问题与阎崇年有过公开辩论呢？退一步讲，假如打人者的动机果真如其弟所言，这位打人者真就会拥有与阎崇年同等辩论的机会么？起码就现有学术和文化交流渠道与批评风气来看颇有难度。

　　2006年，《水煮三国》作者成君忆与《百家讲坛》培育的“红人”易中天，曾有过一番貌似文学争论的唇枪舌战。当时，成君忆与易中天同时做客央视《对话》，成君忆率先发难，指责易中天关于三国观点的种种不是，言之凿凿，气势逼人。就播出的画面来看，当时的易中天也拿出了些大度宽容。可一下节目，这二人便在博客上开辟了新的战场。不过，几个回合下来，公众很快发现，此二人战来战去，并非真是就历史或者文学本身作什么评价，而是一种彼此的道德挞伐，比如易中天认为成君忆太“无礼”，而成君忆则指责易中天太“无德”。

　　于年初在福州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特别强调了加强文学批评工作。而讨论中批评家们多次提到的“红包批评”，被认为是当前阻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的一个症结所在。当批评被金钱俘虏，文学难免变成了无生气的一团和气。而文学批评风气的盛行，往往离不开圈内人士的“直言相见”。但对于圈养的作家而言，同吃一锅饭，有多少人愿意红着脸跟“自己人”伤和气呢？莫言曾这样感叹，“大陆作家很多都是在作家协会里做专职作家，哪怕十年不写作，照样有饭吃，照样有房住，有了病照样可以看病报销，没有太多来自生存方面的压力”。

　　前不久，30多位作家兴冲冲地奔向网络，有媒体称此举意在与网络文学决一高低。然而，高低尚不见分晓之时，最先开战的却是“老子该不该杀儿子”式的无谓争论。而就眼下来看，更多的批评也不是真正就文学(学术)而论文学(学术)，就文化而论文化，往往置身于文学(学术或文化)之外，或者就体制，或者就方式，或者就言行等进行指责与反指责。不是说这些批评与争论不重要，但相对于文化争论耗时而且极具研究型的清苦风格，这样的争论还是显得过于浅薄，也不大可能成长为促进文化发展进步的强大内动力。

　　阎崇年被掌掴，是非自有相关部门进一步甄别，但解决文化批评之难却没有如此快捷与简单的方式可循。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这次掌掴事件，能够唤醒文化界对文化批评的重视，借此涤荡文化之外的物欲之风，或许也算是将坏事变好事的有益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