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

　　1978年11月10日，北京，晴。

　　下午4时，在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到会。

　　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可容纳400余人。正面的墙上挂着描绘万里长城的巨幅国画，画的两边各有一条字幅，一边是“自力更生”，一边是“艰苦奋斗”，天花板上是8座大型花瓣式乳白色吊灯，后方是4根高大的圆柱。

　　与会者报到后，分别领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分组名单。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不编入各组。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每组指定4个召集人。

　　这是国务院务虚会议和9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继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1978、1979年经济计划和相关经济政策，而这些内容都需要经过党的全会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依照惯例，此前需要召开工作会议。

　　今天，翻开很多书籍文献都有下面这样一段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翻遍《邓小平年谱》，没有找到当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但却看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

　　到1978年夏秋之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工作已经开展了近两个年头，许多地方、许多单位、包括军队内部一直还在持续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揭批查，正常的工作很难展开。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

　　10月3日下午，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邓小平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不仅意味着运动的结束，更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意味着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对于华国锋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认识上，都很难接受。

　　胡乔木在1983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了这一时刻：

　　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小平同志这时坚持要转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可以说是真正的开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能说华国锋同志反对搞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实行这样一个转变的，他认为太早了，要继续清查。

　　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的开幕式上，华国锋在谈到了此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陈云：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11月10日下午4时，华国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会上要发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2、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第一天，会议气氛波澜不惊。

　　第二天，11月11日，分组讨论。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他回忆说：“会议前两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大家准备好发言稿，讲话的内容也比较分散，有讲经济工作的，也有讲‘两个凡是’的，没有什么互相插话、互相启发。”

　　但是，历史在这时候拐弯了。

　　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更方便一些。从上世纪30年代他们结婚始，为陈云誊抄文件就是于若木的工作之一。

　　华楠回忆说：“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我也在东北组，那天开会前十几分钟，陈云从会议室的北门进来，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他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对杨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杨勇说，你提醒得好。不一会儿，会议一开始他就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陈云的发言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他的开场白首先提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

　　陈云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他所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此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大会当即就将陈云讲话印发了简报，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这份不同寻常的简报，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在陈云发言之后，接着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61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肖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

　　为配合华国锋确定的会议议程安排，纪登奎紧接着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

　　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万里：“陈云提出的五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

　　聂荣臻：“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丕显：“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应该弄清楚。”

　　康克清：“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康生、曹轶欧血债累累，这样轻轻过去，太宽了。”

　　胡耀邦：“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现在全国脱产干部(包括文教)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危害团结的因素就消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