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平湖县黄姑镇就有92家乡村服装厂。 摄影 杜镜宣
1985年的海盐县液压机械厂主要生产千斤顶配件。摄影 杜镜宣
“虎猴之争”三十年
从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出生的那天起，就要面对与国营企业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乡镇企业是猴子，国有企业是老虎”，这是当时对两者关系的形象比喻，而两者之间互生也互克的“虎猴之争”一直贯穿其中。
双方的交锋在乡镇企业还叫“社队企业”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作为农村经济力量补充的社队企业与农民的需求联系最紧密。但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它们日益不甘只在农村当个“小角色”，开始朝更广泛的工商领域渗透。一时间，在一些被国有企业认为“犄角旮旯”的行当，社队企业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各方面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地处浙北平原的乡镇企业，其最初的资本积累方式即是土地，依靠丰富的黏土资源，水泥砖瓦厂在嘉兴各地兴盛一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市的水泥砖瓦厂有两三百家，生猛地孕育了嘉兴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波“黄金年代”。
如同砖瓦厂的繁荣，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来自这些不起眼的小行当。这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先天条件所致，市场、设备、人员决定了它们最容易从这些行业起步；另一方面也为了规避国家的管制。特别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乡村，并且“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劳动力”。
这种境遇即便在当时属于“高科技”企业的中华化工也不能幸免。在这家工厂诞生之初，为了获得生产用的原料，朱贵法一度从上海的化工厂买下脚料来生产产品。而为了搞新产品，老朱更是专程到上海，把新华香料厂的一个工程师“挖”了过来，一次性给他5万元的安家费，并开出高薪。老朱后来如此总结自己的成功：“当时国有企业要人才有人才，要设备有设备。我们是没办法，被逼出来的。”
几乎每个乡镇企业都有一段和老朱类似的辛酸史。1994年，在国营嘉兴电控厂工作了10个年头的工程师尤源，本着“出来干点事”的想法，辞职创办了一家电气厂。可人才却成了大问题。他深刻地记得，自己在嘉兴人才市场贴的第一张招聘广告，上面写着“专招45岁以上”，因为45岁以下的不可能到乡镇企业。
当时的国营企业正是这样一番面貌：掌握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却效率低下。而体制灵活的乡镇企业总是能够剑走偏锋,在严密的“计划”之外撕开口子，并最终夺得地盘。
有一段时间，嘉兴的“虎猴”开始联营。所谓联营，就是国营企业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格局，这一度被看作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经济联合起步较早的是嘉兴电扇厂。当初，这家厂同轻工机械厂联合，打出了“海鸥”电扇牌子后，又同二轻和乡镇企业紧密挂钩，使协作厂从18家扩展到94家，建立了电扇总厂，一跃成为全国电扇行业的一个重点企业。“海鸥”起飞给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很大启发，看到要搞活经济，就一定要打破老框框，走联合之路(见1985年11月11日《嘉兴报》)。
事后证明，联营只是国企改革的权宜之计，它最终并没有帮助国营企业走出困境，反倒让乡镇企业从这个体量庞大而体制僵硬的“笼养虎”身上汲取了无尽的“血液”。
日后成为嘉兴首家超百亿企业的桐昆集团，其董事长陈士良就对这段联营历史念念不忘。他说，正是因为1992年与昆山苏三山集团、常熟化纤设备厂两个单位的联营，才使桐昆在设备改造、产品转型上走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取名‘桐昆’，就是为了表达对当年联营的感激。”陈士良说。
互生互克，排斥又借力，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演绎。进入21世纪，又演奏一出“协同发展”的乐章。
当时，嘉兴国企改革进入收官阶段，国企数量由1996年的252家减少到2000年的61家，且大部分退出了一般竞争力领域，这成为乡镇企业发展新的平台和机遇。
这一过程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解体后，裂变、繁衍成许多充满活力的企业群体，催生了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比如，原嘉善二轻系统的嘉善电声总厂的淘汰为后来遍布全县的电声电子产业奠定了基础，而嘉兴毛纺总厂、嘉兴第二毛纺总厂的终结则成就了秀洲丝织产业集群。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开始凭借积累多年的资本实力接管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国营企业。像海宁农药厂、嘉兴冶金机械厂在改制后都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员工队伍。
今天，当“乡镇企业”和“姓资姓社”、“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字眼一样，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渐入历史的故纸堆时，脱胎于乡镇企业而来的这些民营企业正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奋力前行、艰辛跋涉，但与生俱来的草莽与血气，在历经20多年的岁月涤荡后，更兼具了理性与前瞻，不要希求一日千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更多耐心与时间，会看到超乎想象的结果！
(嘉兴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徐永良博士、嘉兴市经贸委园区处处长申海良、原嘉兴市乡镇企业局局长胡世昌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