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凯折下一根浑身长着刺的树枝，十几粒米粒大小的红色果实点缀其间。这种名为沙棘的植物原本只在草原荒漠地带自生自灭，现在却成为了内蒙古准格尔旗农民的一大收入来源。

　　每年从贫瘠的土地上采摘这种野生浆果，再卖给当地的沙棘食品公司制成酱油或者醋，王应凯一家能从中收入数千元。对于这个西部县级行政地区的农民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王应凯只是准格尔旗沙棘生态减沙项目区数千户农民的一个缩影。从1999年开始，准格尔旗在沙圪堵、薛家湾等旗下五个乡镇54个村全面实施砒砂岩沙棘生态减沙项目，规模化种植沙棘上百万亩，并兴办开发沙棘系列果品饮料加工企业。

　　在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使农民获得收益的同时，作为一种防沙治沙的品种，沙棘、沙柳等植被也在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准格尔旗。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准格尔旗的荒漠化土地334万亩，比1999年减少128万亩；沙化土地237万亩，比1999年减少96万亩。

　　沙棘项目，正是准格尔旗乃至整个内蒙古正在兴起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一部分。

　　钱学森的40封信

　　1984年，时任《内蒙古日报》科学副刊责任编辑的郝诚之鼓起勇气给钱学森写了一封约稿信，令他没想到的是，半个月后钱学森应约写来专论：《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

　　钱学森在信中说：内蒙古13亿亩草场的产值平均只有0.20元，这太低了。原因是转化得不够，新技术用得不够，没有系统工程的思想。

　　他举例：草原的草养肥了牛，牛的乳、肉、皮、脏器、骨头都转化增值了，但把牛粪浪费了。现代科技告诉我们：牛粪可以养蚯蚓，蚯蚓可以喂鸡，鸡粪可以养鱼，鱼又可以分层，鱼塘的水在密闭的水泥池子中加上青草可以生产沼气，沼气可以照明、发电。

　　从1983年至1999年16年间，钱学森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通信计186封。其中涉及沙草产业内容的就有47封，包括同国家领导人、知名专家、部门领导、科研人员、基层同志和编辑记者的通信。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宗教委员会蒙古族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沙产业、草产业协会会长夏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早年在内蒙古戈壁研发火箭的经历，给了钱学森思考沙漠产业的灵感。

　　戈壁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以及人们贫困艰辛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同时在这里也发现，戈壁、大漠并不像外人所形容的那样，是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

　　在茫茫的戈壁和大漠中也有耐干旱、抗风沙、耐盐碱的植物顽强地生长着。有些植物如沙棘、甘草等，还有很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再比如骆驼，奔驰的黄羊，也给戈壁、大漠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钱学森曾经超前地预言：“我们将要迎接信息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之后，又将有怎样的未来？对此，钱学森的预言是：接替信息产业革命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是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知识农业。

　　1984年5月，钱学森应中国农科院之邀在该院科技委员会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首次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念和沙产业的构想。在他的设想中，沙产业、草产业和农业、林业、海业共同构成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钱学森认为：“用100年时间来完成这个革命，现在只是开始，沙漠地区可以创造上千亿元的产值。”

　　钱学森在其后有关信件中指出，草产业是“以草原为基础，利用日光，通过生物，创造财富的产业”。沙产业是用系统思想、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

　　治沙思维之变：从杨树到沙棘

　　从三北防护林到退耕还林、退草还林，中国的治沙之路已经走了数十年。

　　国家“沙漠化”973项目《中国沙漠与沙漠化》报告显示，近年我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值约占GDP的14%。

　　国家防沙治沙办副主任王信建日前在内蒙古首届中国生态小康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沙化面积实现逆转，2005年中国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减少1283平方公里。这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逆转。

　　但是中国治沙形势仍然严峻，据王信建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的荒漠化面积是262万平方公里，沙化面积是174万平方公里，当然中间有交叉的，是世界上荒漠化和沙化、沙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沙化面积中120万平方公里是不可治理的原生态沙漠，其中50余万平方公里是人为造成的可治理的沙漠。

　　在治沙形势逆转的背后，中国的治沙工程经历了治沙模式和思维的更替和演进。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对记者表示，过去在治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由于森林是高大密闭的植被，生态功能较强，容易受到关注。因此曾经出现过在不适合森林生长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大面积造乔木林的现象。

　　沈国舫说，乔木林尤其是像速生杨树林那类的乔木林，对水分要求较高，消耗水分也较多，不合理的造林会造成不良后果：要么是树木长不起来，长成“小老头”；要么是耗水太多，使地下水位显著下降，反过来使自然植被退化。

　　鄂尔多斯副市长白玉岭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表示，在原有的治理模式下，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鄂尔多斯的生态建设仍然摆脱不了治理、恶化，再治理、再恶化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治理的速度仍然赶不上退化的速度。从1998年秋季开始，连续三年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

　　“到了2000年的时候，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边沿。当时全市的森林覆盖率不到30%，基本上可以用黄沙漫漫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白玉岭说。

　　内蒙古沙产业协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在过去，树林造得越多，土地沙化得越厉害。所以才会出现年年造林、沙化面积年年扩大的现象。

　　白玉岭表示：“产生这样一种生态现象的背后，除了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外，它的问题是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变化，所以要想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要走一条路。这条路如果简单地讲就是四个字，尊重规律，尊重自然和经济规律。”

　　“2006年我们总结过一句很土的话：人总要吃饭。生态效益的追求是政府的目标，老百姓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两点如果不结合，生态建设将是无源之水。”白玉岭说。

　　将沙漠治理产业化，治沙者们开始想起了钱学森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

　　对于王应凯来说，从1999年开始的一个变化是，自从准格尔旗沙棘果酱油厂和醋厂办起来之后，更多的人开始种植沙棘了。

　　事实上，治沙非常有效的品种——沙柳的一个特点是，长满三年之后必须收割，才能继续生长得更茂盛。之前因为除了当柴烧没有收益，无人平茬，很多人工种植的沙柳因此死去。如今，当一个以沙柳为原材料的造纸厂建立起来之后，准格尔的邻旗达拉特旗的沙柳种植面积开始迅速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