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导“经济”到统领“全局”，从“全面”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内涵不断丰富，“目前已接近于党的指导思想”

　　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中国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发展成就前所未有，发展难题前所未有。

　　认真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自上而下得到这样的共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未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在这样的清醒认识下，科学发展观于四年前应运而生。正如它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历代发展思想的新发展一样，在这四年中，科学发展观也经历了一系列细微却深刻的变化。

　　梳理其四年来的发展脉胳，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指导“经济”到统领“全局”，从“全面”到“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明确纳入并分别位居“核心”和“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丰富，地位不断上升。

　　专家们分析指出，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中，科学发展观处于明显的统领地位，起着主导性作用，目前已接近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接近于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发展未有竟时，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及其开创的未来，科学发展观也将继续发展下去。

　　“6·25”讲话:确定科学发展观统领地位

　　胡锦涛总书记于“6·25”重要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最权威的阐述。

　　这次讲话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要素”在以前中央有关讲话、文件中均有出现，各自也分别经过充分论述，但完整地统一在一起还属首次。

　　在此次讲话中，有两处把科学发展观与目前党的指导思想并提或连接起来，一是要求“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处是要求“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

　　着眼于此，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庞元正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科学发展观已很接近党的“指导思想”地位。

　　庞元正认为，一个理论要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除了要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还要具备一系列必备的重要条件，如能够回答一定时期内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必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统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是一个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论述组成的完整科学思想体系，不仅要有世界观、方法论，还要有具体政策措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注重传统又重视创新的政党，每有理论创新，都同时体现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对于科学发展观与此前理论的一脉相承性，此次讲话的表述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周明生撰文指出，从“硬道理”到“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我党对发展的理念不断演进。科学发展视域渐次拓展：从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到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再到全面发展的新观念。科学发展理念渐次强化：从关注全面发展，到强调全面发展，再到形成全面发展的系统理论。

　　而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性，庞元正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庞元正指出，经过29年改革开放，我国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了新的矛盾、新的课题，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深化，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对新历史阶段全局工作的重大指导意义：

　　我国由财力比较缺乏，难以兼顾解决社会多元需求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有较为充裕的财力，开始能够解决群众更广泛需求、及一些长期积累问题的阶段；

　　由于经济规模不断增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自然资源、能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的财富边际效应递减，走到了必须加以转变的重要关口；

　　我国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趋势严重，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要求加大社会发展协调力度，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在社会矛盾高发期，多种矛盾的解决需要在各种政策之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协调等方面，加大统筹兼顾的力度。

　　庞元正分析，“6·25”重要讲话的主线是“四个坚持”，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四个坚持之一，但比起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更具创新性、代表性，尤其是科学发展观，讲话对其的论述分量是最重的。

　　除科学发展观外，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还提出了其他重大战略思想，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中央党校科社部秦刚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称，在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中，科学发展观明显处于统领地位，是贯穿其他重大战略思想的主线，对其他重大战略思想起着主导性作用。

　　受访专家表示，在“6·25”讲话全面论述基础上，科学发展观还有望在十七大获得进一步发展。至少，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将更加牢固。

　　从经济到全局:不断扩容之路

　　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初，专家认为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发展道路。它的正式提出是在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将其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之一，“五个统筹”亦在此次决定中得到论述。

　　是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再度提出，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其外延已有所扩展。

　　2004年2月，中共中央于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曾庆红同志、温家宝同志先后在开班和结业式上作重要讲话，正式和公开使用“科学发展观”的概念。

　　温家宝讲话中称，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

　　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对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分别进行了阐释。

　　其后，科学发展观的涵盖面、指导范围不断扩充并持续界定。2004年12月，胡锦涛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继而在2005年4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再度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在2005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发展的指导方针，必须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如此定位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方针，只差“一步之遥”了。

　　梳理科学发展观提出4年多来的实践也可以看到，从免除农业税，到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中央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得到广大群众、各级干部的热烈拥护与积极响应。

　　因此，2006年10月专门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坚持科学发展不仅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之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连接起来。

　　迄今，科学发展观从经济指导思想到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成为四个建设的指导方针。庞元正表示，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扩容、升级是与我国当前实际发展需要，以及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意愿相一致的。

　　庞元正建议，科学发展观若要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深化研究与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等其他重大战略思想的联系，其自身内在逻辑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他认为，科学发展还具有丰富的拓展空间，如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外，是否还能包含和谐发展、创新发展、和平发展？此外，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有关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将有进一步回答。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最大亮点

　　在科学发展观的构成要素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被最先纳入。作为核心的“以人为本”和作为根本方法的“统筹兼顾”则是随后包括进来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字面上看，以人为本尚未直接包含进来。到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为“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此后，在2006年8月的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以人为本和实现科学发展并列为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2006年10月通过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并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原则。

　　到今年的“6·25”讲话，以人为本被明确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有迹可寻的是，以人为本理念被纳入科学发展观体系并确立为其核心，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扩充、定位升级是基本一致的。

　　秦刚教授指出，以人为本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我们党告别革命思维、斗争思维和计划经济思维，把社会管理推向民主法治轨道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体现。

　　最近几年中央旨在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包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如免除农业税、扩大社保覆盖面等。

　　另外一个脉胳是，以人为本的日受重视，伴随着理论界将其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西方人本主义的区隔。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做一项对2000名处级以上干部的问卷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能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中外文化成果借鉴吸收的产物”。

　　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汪青松教授通过领衔研究“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后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最大创新和最大亮点就是它的人本性。

　　汪青松撰文指出，从国外发展观变迁来看，经过一条从经济增长到综合发展到可持续发展再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演进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的也大致是一条从经济增长到综合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到人本发展的道路。

　　专家们指出，邓小平、江泽民在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和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如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是矫正实践中的重物轻人现象。在“6·25”重要讲话中，以人为本不仅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还明确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从全面到深入:提出新要求

　　中央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及各地各部门的响应，也经历了一个用词变化，前期和中期基本上都是讲“全面”贯彻落实，而到“6·25”重要讲话及其前后，则已要求“深入”贯彻落实。

　　受访的专家认为，从“全面”到“深入”，看似简单的用词变化背后，实则富有深意，意味着科学发展观将从“全面普及”过渡到“纵深推进”阶段，对各地各部门干部在观念、作风、体制攻坚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

　　在前述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做调查中，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项，各有一半左右的受访干部分别认为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发展观念，破除片面追求GDP的倾向”、“制定和实施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类指导”。而认为需要“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必备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的，不到十分之一。

　　上述调查表明，各级干部的基本共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是观念与作风的转变，其次才是物质条件的完善。

　　这样的深入认识、转变观念，还包括对世界发展大势的认识，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识，对中国大国责任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认识，对新时期干部责任的再认识等多方面的内容。

　　而干部作风的转变，核心是围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化。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日前提出，要从五个高度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其中“战略的高度”，即是“要求领导干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不搞短期效应，不搞短期行为，不搞所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仅讲眼前，更要讲长远，一定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项战略性的、长远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思想加以落实。”实质针对当前的干部作风。

　　他同时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要针对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问题。他将此称为“改革的高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加强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在秦刚看来，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需要转变观念，更需要加强各方面的制度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综合近年来中央要求和专家解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此外，国企、金融、生产要素价格、收入分配、社会发展等领域也都需要加快改革、理顺关系，以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秦刚指出，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往往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应该着力建立健全科学发展所要求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度。有了这样几个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机制，可以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最基本的制度保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应是人民群众的最终受益。“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是否受益，应是检验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尺度。”秦刚称，落实科学发展观，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脱离实际，形式大于内容，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承诺的多了，最后兑现不了，也会造成被动的局面。尤其是要防止产生把科学发展观口号化、抽象化的做法。(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