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搭载着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三号塔架点火发射。嫦娥一号发射升空后顺利进入绕月轨道并传回月球三维影像，标志着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新华社发

　　去年9月至今年7月，我以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在华盛顿从事了10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三次赴美从事长期研究，前两次分别在1994年和2000年。虽然三次都是在华盛顿，间隔都是6年，但每次所体会到的美国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大不相同。

　　1994年，“中国崛起论”萌生，美国的政商学界重新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4年1月的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次访问研究。当时，美国新一轮“中国热”刚刚开始。与1979年中美建交后的第一轮“中国热”不同，这一轮的“中国热”不是因为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进展，而是因为中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强劲增长。1992年春，邓小平出人意料的南巡及其所带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吸引了美国舆论界和学界的目光，促使他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潜力。美国《新闻周刊》预测，到2020年，大陆、香港和台湾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实力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时代》周刊将“下一个世纪的超级大国”的桂冠送给了中国。智库兰德公司则按“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GDP已达世界第三。《外交》杂志在1993年冬季号发表了《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的崛起：这次是真的”。

　　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各界对中国的看法。在那场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和虚弱的中国，“中国崩溃论”一度大有市场。“中国崛起论”萌生，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美国的政商学界重新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到美后不久，我参加了美国国防大学召开的“亚太地区安全”年度会议，会议主题之一就是“亚太主要国家面向新世纪的大战略”。参加会议的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军官、外交官和学者，他们对中国大战略给予了特别关注，对在会议上作报告的两位中国军方学者刨根问底，穷追不舍，对他们的发言和回答总感到意犹未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来自日本防卫研究机构的学者发言一开始就说，来美国前，送他的同事告诉他，此行的任务很简单，一分钟就可以结束发言，因为日本没有大战略。听众发出一阵会意的笑声。此君发言后，提问既不踊跃，所提问题也不痛不痒。

　　“中国崛起论”也促使华盛顿以更务实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孤立和施压”，希冀“以压促变”。克林顿上台后，更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然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美国商界普遍看好中国大市场，他们频频向克林顿政府施压，要其放弃将对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做法。朝野内外围绕是否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激烈辩论，形势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