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病难，看病贵”的民间共识下，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称“看病最不难最不贵是中国”(《新快报》2月19日)，可谓一语惊人，它与“高校学费不够贵”、“房价并不高”等“精英话语”具有同样的爆炸效应。

　　作为广州市政协委员，曾其毅副局长18日为当前的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把脉开方”。他表示，他“走遍全世界”后发现，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数百元。曾副局长认为，所谓看病难与看病贵，实乃国人的观念有问题。他为此打了两个比方：“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

　　曾副局长的话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在中国，看一个专家门诊只需区区7块钱，人人都出得起。但曾副局长说的好像就是“看病”不贵，而不是“治病”不贵。用一个简单的推理式，可以将曾副局长的话解读为：病人挂号最不难最不贵是中国，在中国只要几块钱就可以挂一个专家号，在国外却要几百块——我们没有“走遍全世界”的经历，姑且信之吧！

　　由于曾副局长打的比方很前卫，反而使我们发现了“看病难”的新问题。我们都相信，喝一次茶的消费可以挂很多次号，修一次汽车的几千块钱可以挂无数次号，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病人在挂号时表现得吝啬啊，他们并没有舍得修车不舍得修人啊，怎么会是观念有问题呢？通过比方，我们当然知道，曾副局长主要还是想说明在中国“修”一个病人其实也不贵，比修一辆汽车便宜多了——救命与修车相比，多花钱救命才能体现对医疗技术的尊重。

　　“修”一个病人花费一百多元觉得贵，修一辆汽车花费几千块钱觉得不贵——不知道这个结论事先是否经过了调查，但我知道那些“观念有问题”的人们在生病时基本会放弃去酒楼喝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可修。

　　看病不难、上学不贵、房价不高，这样的“精英话语”非但不能说明公众的观念有问题，反倒道出了少数社会精英的观念有问题——推卸责任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们的精英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民生消费价格时，常常习惯于选择性与回避性。例如在比较看病谁更贵时，回避了有些国家的诊金可以管用几个月甚至一年，回避了国民之间的收入比以及开不起汽车的穷人；呼吁人们尊重医疗技术时，回避了我们“以药养医”与“以械养医”的潜规则还没有打破。

　　当然，曾副局长也提到，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但这正好说明曾副局长的观点是矛盾的——全部费用由患者自行承担而觉得贵，应当是体制有问题，怎么会是“观念有问题”呢？(椿桦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