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导语

　　30年前，中国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在农村以人民公社的形式体现，城市的工厂和商店都是国营企业。并且对西方紧闭着国门。

　　因此，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个惊天动地的路线转换。

　　以后的30年里，中国导入了市场经济原理，对外敞开了大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工厂还是学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人们是怎样度过了这激荡的30年的？今后又将如何生活下去？想必读者通过本期介绍的6位活跃在各领域的人物的故事和他们的回忆，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未来。

　　特辑一

　　王三妮：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了

　　2006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这项在中国施行2600多年的税收走到了终点。同年11月，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自费7万元，在自家的青铜铸造厂铸造了一尊“告别田赋”青铜圆鼎。该鼎高1米，重250多公斤，刻有祥云、飞龙等图案，并铭文560余字，记录了农业税在中国产生和终止的过程。王三妮写到：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

　　铸鼎记事

　　灵寿县是河北省中西部的农业县。王三妮今年60岁，世代务农，1999年开办了一家家庭式的青铜铸造厂。他家7口人，分有土地14亩。王三妮说：“从古到今，种田纳税都是农民的惯例。家里没开铸造厂的时候，每年除去口粮，卖粮食能有近3000元收入。但那时每年需上缴国家农业税500多元，再交付村里和乡里的提留款，用于生活的开支只剩1000多元。生活算不上宽裕。”2004年，政府实施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工作，灵寿县率先享受新政策的优惠。当年王三妮不仅免交农业税，还得到86元的种粮补贴，令他欣喜不已。他说：“种田不纳税，还有补贴，补贴额每年都在增加。这可是中国农业史上的大变化啊。”

　　免除农业税后，王三妮就在琢磨以某种形式来纪念这个重大变革。一天，他突发念头：铸造一个“告别田赋鼎”吧。

　　在中国，鼎自古乃“国之重器”，鼎上铭文多是记载国家发生的大事。如今，王三妮要用家里多年积蓄下来的7万元钱，为取消农业税而“铸鼎记事”，却遭到儿子的反对。但王三妮坚持要铸，他说：“儿女们不理解废除农业税的意义。这个鼎不是为卖钱的，它代表着我们农民对社会变化的鼓舞。”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王三妮铸的“告别田赋鼎”终于问世，并被多家媒体报道。不久，有人希望收购该鼎，但王三妮始终没同意，他说：“我希望把这个鼎献给国家，把它摆到博物馆里，成为一个铭刻历史的标志。”

　　从包产到户到寻求致富

　　王三妮和儿子在铸鼎上的分歧，透出两代人的不同观念。王三妮说儿子没有经历过苦日子，不懂得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王三妮至今还记得改革开放前的情形。那时，全村人都在生产队干活，每天按照出工计算工分。劳动一天，约值三角几分钱。当时每年粮食亩产只有300多斤。好年头大家能吃个饱饭，但遇到光景不好，粮食欠收，许多人就会饿肚皮。当时的灵寿县，80%的农民温饱还是个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农村获得推广，灵寿县也开始分田到户。新土地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王三妮回忆说：“当时，村民分到了土地都兴奋不已，下田为自己种庄稼，干劲十足，格外精心。”当年全村粮食亩产就达到了600多斤。本村80%的农民都解决了温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农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政府将它确定为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城乡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获得温饱的农民纷纷寻找着致富门路，赋闲农民开始进城打工。王三妮的青廉村农闲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另外，村里有不少人搞起了养殖业。近几年，政府对养殖业采取了优惠政策，对养猪户进行特殊补贴。村里养猪农户多了起来。

　　看着村邻富了，王三妮也开始琢磨起致富的念头来。王三妮虽只读过小学，但很喜欢看书，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他从小爱好泥塑，用泥巴捏个动物或人像总能惟妙惟肖。一次，有人建议他去学习铸造铜器。这一下激发了他的兴趣。灵寿县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属中山国，曾出土许多文物。于是，王三妮就琢磨起铸造仿真青铜文物的事情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三妮做的青铜器被人看中了，不少人上门订货。他说：“现在，许多人将青铜器作为家居的装饰物，这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文化市场。”

　　经过几年摸索，王三妮自己的铸造厂做出的青铜器赚了钱。前不久，在城里打工的儿子也回家帮他管理厂子。现在，他们家每年有3、4万元的收入，成了村里的富裕户。

　　新农村、新生活

　　在王三妮看来，让他生活中变化最大的，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二是近几年来，政府提出建设新农村，除免除农业税，政府还取消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他的孙子和孙女都可以免费上学了。另外，本村也实行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前不久，王三妮的老伴患肾病做手术，花了3800元钱，到村里的医疗机构报销了1800多元。这些惠民政策减轻了他的生活负担。王三妮说：“在村子里走走，你就能发现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盖起了新房，村里的环境变得干净了。乡亲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王三妮成了村里的名人。据说，不久村委会选举，王三妮将是最热门的人选。

　　特辑二

　　殷绍华：转型中的阵痛

　　1963年出生的殷绍华，在20岁那年进入北京市铁路局下属的一家机车车辆零件厂工作。最初是给老工人做学徒，一边学技术，一边做些翻砂之类的简单工作，之后便进入车间成为熟练的车工。由于工作勤奋、成绩突出，他曾经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他进入工厂的几年里，中国的社会逐渐发生着变化。市场机制的引入，让工厂改变了以往的生存状态，转而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在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的新兴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处于领先地位。而国有大工厂体制转型慢，多年来积累的包袱沉重(如退休职工、各种生产生活设备、庞大的管理机构等)，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

　　这差别最直接的表现是，国有厂工人的收入与那些新体制企业工人的收入相差很多。于是，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殷绍华说，从前的工人对工资、奖金没有太多要求，经常无偿加班，觉得是为国家做贡献，是特光荣的事情。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很多人对工作的评判标准变成了收入的高低，那些收入高的公司职员甚至小商贩等职业更受欢迎。

　　1989年，殷绍华有了自己的女儿。当时他的工资只有108元，经济压力很大。于是，殷绍华从工厂辞职，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北京病毒学研究所的食堂工作。在食堂，他也算是工人。而且最初的工资还没有在工厂高，但他觉得病毒研究所是个科研机关，前景比较好。果然，几年后他的工资涨幅大大超过工厂工人，另外，对别人说自己在科研单位工作，也很有面子。

　　和殷绍华相比，他妻子的境遇就不那么理想了。她原本在北京有名的北冰洋汽水厂工作。因为企业机制落后、产品的更新赶不上市场需求等原因，从90年代后期这家老厂的产品就效益不佳。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为站住脚，就采取“减员增效”的办法，让部分年龄较大的职工提前退休，以减轻压力。殷的妻子就在提前退休的行列中。

　　离开工厂时她只拿到1万7千元的补偿金。有些比她年纪大的职工拿的钱多些，而且没两年就可按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领取退休金，所以下岗对他们的影响不大。但殷的妻子当时刚过40岁，离退休还有十年。也就是说，十年后才能领到国家给的退休金。所以，她和姐姐合伙开了一家小卖部，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前段时间，北京市的日用品价格普遍上涨，但殷韶华一家尚未感到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这让他们对眼下的生活感到满足。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工人群体间的收入、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也渐渐拉大。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迅速适应了环境变化，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如上海宝山钢铁厂、北京现代汽车制造厂等。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取得了良好的企业效益。在这类工厂里，工人大多为高中毕业，文化素质较高，因此工资也高，再加上企业的奖金、分红，收入十分可观。而一些效益不太好的老厂，工人的收入就很低，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给予他们补贴。

　　此外，拥有较高学历的技术工人，要比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收入水平高。尤其是近两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高级技工供不应求，企业提供的薪水甚至超过大城市的白领，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无论如何，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工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殷绍华说，以前攒一年的钱才能买一台电视，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了。这些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

　　特辑三

　　胡亮：市场竞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

　　胡亮是河北徐水县人。虽然祖上几代都是农民，但30岁的他现在已拥有一家年产值上千万的工厂--兴华铸造有限公司，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他的工厂有500余名员工，生产各类建筑用铸铁排水管件及配件共900多种产品。工厂在北京、沈阳、西安、长沙等地设立了销售公司，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同时还有部分产品销往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胡亮坦言，工厂是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来的。

　　1978年，中国实施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胡亮家所在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了。原来曾在生产队开办的铸造厂当模型工的父亲，决定自己开一间铸造厂。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上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开办工厂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在过去连想也不敢想。但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思想禁锢，“致富”成了开办工厂的动力。“那时的农民太穷了，办工厂是最有可能尽快挣到钱的办法。”胡亮说。那时工厂主要生产传统的暖气片、排水管等产品，三四十名工人都是当地的农民。

　　1996年，高中毕业的胡亮到父亲的工厂做事。“那时工厂的生产、销售、管理都是父亲一个人管，我去了就帮他打打杂，做得最多的，是到北京跑销售。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我们在北京只能租住在地下室里。”想起那时的情景，胡亮很有些感慨。

　　1999年前后，市场上出现了PVC塑料管材。由于这种新材料可以部分替代铸铁管件，因此挤压了传统铸铁管件的市场空间，竞争异常激烈起来。他们这个由几十个农民组建起来的工厂面临着很大冲击。胡亮说：“我父亲当时身体不太好，加上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局限，使他难以坚持下去，所以就把工厂交给我了。”

　　此时，胡亮办工厂的想法已不仅仅是“致富”那么简单了。在中国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下，胡亮看到在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中，建筑行业迅猛发展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正是他的工厂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同时他也看到，铸铁管件的耐用、坚固等特点是PVC材料所不具备的优势。他相信能把工厂做大做强。

　　激烈的市场竞争是胡亮这样年轻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最好的老师。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他们逐渐克服原有的农民意识和短视行为，用更加规范的生产、管理模式来经营工厂。他逐渐采用了质量管理体系、技术工艺标准、售后服务规范这些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他聘请了管理、设计、技术、营销等多种专业人才。他还多方筹资，更新设备，淘汰落伍的老产品，研发设计新产品、新工艺，以多元化的产品占领市场。

　　不久前，胡亮对工厂铸造用的冲天炉进行了改造，有效降低了对环境的粉尘污染。胡亮说：“铸造业对环境有影响，现在政府在这方面要求越来越严格，对环境造成危害的话，会直接影响我们工厂的形象和发展。为此，即使是增加了生产成本，我们也要做，这是事关企业生存发展的事。”

　　胡亮的工厂现在发展得很好。他说：“现在我们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比过去好了很多，过去那种政府部门乱收费的情况少了，这让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当然，难题总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例如现在原材料涨价，人工费涨价，而我们的产品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不能水涨船高，成本上涨的压力就要企业自己想办法消化。”

　　其实，更大的压力来自企业的资金周转。目前像胡亮这样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要得到银行贷款很困难。一方面缘于现在一些大银行的管理审批制度缺少灵活性，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规模小，资金少，有些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很难找到有信誉、有实力的担保。胡亮说，他们基本上不贷款，尽量靠自己的资金周转，因此压力很大。遇到难题时，只能是欠三角债，拖到资金稍缓时再还款。这是许多中小企业的无奈之举。

　　但胡亮对自己的工厂还是充满希望。这几年，他看到国内建筑行业在产品的种类和设计上，正逐渐认同人性化、环保等新的理念和规范要求。这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产品需要更新和进步的地方，也看到工厂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特辑四

　　“海龟”创业者方沛宇

　　“历史车轮不可倒转”

　　中关村被称作“北京的硅谷”，这里的IT产业公司鳞次栉比，“北京华科力扬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其中。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我采访了该公司总裁方沛宇先生。方先生今年41岁，曾经到日本留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在日本生活了14年后，举家回国，创办了这家公司。在中国，称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为“海归”，后来又诙谐地称之为“海龟”。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也许我还在农村种地呢。我们一家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方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艰苦的“下放”生活

　　方先生一家的苦难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他的父亲是东北师范大学的数学教授，被打成了“右派”，“文革”开始不久的69年，就被“下放”到黑龙江农村劳动。

　　那时，方沛宇才3岁。他们生活在一个位于松花江边的贫穷农村，那里连一棵树都没有。他的两个哥哥分别在另外的一个农村和小工厂劳动。一家人分散四方。

　　三年后，方沛宇的父亲偶然被吉林省四平市四平师范学院(现在的吉林师范大学)的校长发现，并被聘为该院的教师。小沛宇也顺势移居到了四平市。当时这里还没有小学。8岁时，小沛宇上了新建的小学。4年级时，他跳级升入四平市第4中学。

　　77年，中国恢复了长期中断了的大学统一考试制度。这年方沛宇的二哥和三哥都考上了大学。第二年大哥也考试合格，当时大哥已经结婚，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方沛宇于83年，高中2年级的时候考入北京大学，他是那年四平市唯一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那时的大学生与现在不同，全部是免费入学。所以，方家出了4个大学生。

　　学习也看不到未来

　　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专业是力学。学习之余，他还经常练习武术和舞蹈，并到北京周围去旅游。

　　87年，方先生大学毕业。当时由国家分配工作。他被分到大连工业大学作助教。月工资60元。这时候，他与中学同学结了婚。

　　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最让方先生痛苦的是无论怎样学习也看不到未来和希望。于是他开始认真思考着“到外国去留学”的事。并得知日本的琉球大学可以拿到奖学金。

　　90年方先生到琉球大学理学部大学院，攻读硕士课程。冲绳气候温暖宜人，喜欢大海的方先生立刻被这里的风景迷住了。

　　硕士课程结束后，他想进一步了解日本。于是92年来到东京就职于东芝的府中工厂，做系统开发工作。由于他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工作很卖力。加班多的时候，一个月的工作时间超过200个小时。在东京八王子的简易住宅里，他的长子出生了。

　　神户大地震后的转机

　　95年1月7日，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方先生在电视上看到了那悲惨的场景。于是他对耐震建筑发生了浓厚兴趣，辞掉工作，到东京大学大学院攻读建筑学博士课程。2001年取得了博士学位。

　　此间的2000年，他在东京创建了一个由日本人投资的软件开发公司。公司发展得很顺利。但是，在日本，外国人开公司有很多困难。就连租用办公室都很不容易。甚至为从中国招来的员工找宿舍也处处碰壁。

　　“干脆，加入日本籍吧！”他曾经这样想过。然而，日本法务省说：“必须全家人都加入，否则不予承认。”但是“那样的话就回不了中国了”，于是他放弃了入籍。

　　举家归国办企业

　　2003年，方先生在北京也创建了公司。最初他委派一位日本人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但是对中国员工的管理比较困难，结果他举家回国。

　　然而已经上小学三年级的长子坚决不同意，“我在日本的学校里已有很多朋友，而且也习惯了日本的生活。”最后，他“一半说服，一半强制”地让儿子同意了。

　　北京的公司由最初的4人发展到如今的60人。从事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的设计等项目，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

　　如今在中国，企业家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方先生说：“我也能成为共产党员，但是，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

　　虽然如此，方先生还是坚信：中国将会继续“改革开放”，更加富裕，更加强大。他说：“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了，因为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

　　特辑五

　　高明：伴随中国股市一同成长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40岁的北京海通证券有限公司交易员高明，已经和股票打了12年的交道。在伴随中国股市共同成长的岁月里，他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导，实行计划经济，股票和股市均未建立。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股份制逐步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在1984年发行了新中国第一支股票。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在上海一间曾经是理发店的10平方米小屋里诞生，当时，交易的股票只有两支。2个月后，世界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John·Phelan)来到这世界最小的股票交易柜台，为邓小平送他的一张面值50元的股票办理过户手续。这位第一个拥有中国股票的外国人在这里写下一句中国古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1990年底，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股市兴起。不过，股票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为了让群众投资股市，深圳市政府领导带头购买股票。

　　然而，缺乏管理经验的中国股市就像一匹野马。1992年5月，股票价格暴涨570%，人们将炒股视为发财的捷径。全国100多万人在8月间云集深圳抢购股票认购抽签表。而11月，股市突然狂泻1000多点，让许多股民在贫富间荡了一次秋千。为了遏制股市不规范带来的暴涨暴跌，中国随后成立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行政手段使股市趋于平稳发展。

　　1995年，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的高明看到股市日渐发展，打算尝试炒股，但父亲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他只好偷偷将自己积攒的3万元钱投进股市。经过2年的摸索，3万元本钱滚动到12万元。满心欢喜的高明加大投资，不料，却遭遇了长达2年的“熊市”。

　　在挫折中走向理性

　　1997年至1999年，一些企业靠发布虚假企业信息上市融资，扰乱了股市秩序。高明回忆道：“那时，在股票营业厅里，望着一片绿色的跌停板，心情特别沮丧。我看见一位40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抱头痛哭，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挣的12万元，在4天内就跌到了3万，差点也哭出来。”不过，9万元的损失让高明学会了时刻保持风险意识。

　　针对这次“熊市”的教训，1999年7月，中国出台了《证券法》，使上市公司认证和股票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此后，中国股市止跌上扬。

　　随着行情的好转和稳健投资，高明每月的股票收益达到四五万元。由于个人业绩突出，某家证券公司请他向其他股民传授经验。交流中，有人问他，如何成为股市赢家？高明回答：“以平和的心态顺势而动，能够不败就是赢家。”高明的话代表了老股民的共识。经过与中国股市共同成长十余年的洗礼，曾经冲动的投机、盲目的跟风和不计风险的投入等不正常现象有所减少，中国股民逐渐走向理性。

　　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了WTO，国外的投资之道给中国人的储蓄传统带来了理财观念上的冲击。特别是股票收益高于存款利率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炒股的行列。由此，也带动了以代理投资业务为主的基金公司的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基金行业规模为562亿元，5年后就达到了5000亿元。

　　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35岁的高明离开医院，改行作证券交易员。父亲对此大为不满：放弃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福利，从事高风险的职业，简直是自毁前程。但是，热衷于股市的高明态度坚决。他说：“在股市中拼搏让我感到自身的价值。我不希望老了以后，因此刻的退缩而后悔。”

　　在磨练中走向成熟

　　高明的新工作是为一些公司和个人代理经营股票。上任之初，高明踌躇满志，迎接他的却是中国股市新一轮的动荡。

　　从2002年6月开始，中国经济界围绕上市公司如何减少国有股比例的问题展开讨论。以强调国情为主的稳健派和以借鉴国外经验为主的激进派激烈的辩论，使股市行情在随后的近4年里变成上窜下跳的“猴市”。这种局面让股民的心情就像坐上过山车。

　　当时，高明掌管着几百万元的客户资金，每天盯着股市的涨跌，紧张地买卖股票。他说：“股价波动剧烈时，去趟洗手间也许会亏掉十几万，午餐回来又可能赚了几十万。”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1%的经营失误就得引咎辞职，高明对如此忙碌、刺激的工作却乐此不疲。

　　2006年，在中国政府实行进一步规范股票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吸引更多居民储蓄流向融资市场的金融政策下，中国股市走出了徘徊反复的低谷。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指数从年初的1163点上升到年末的2675点，股民增加到近8000万人，超过了美国7600万的股民人数。“这一年，我办理的交易量就有几十亿元。”高明自豪地说。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加大开放程度。8月，中国大陆居民被允许通过天津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直接投资香港股市，初步形成个人投资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目前，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NASDAQ)上市的中国公司达到47家。该市场副主席迈克尔·奥克斯利(Michael·Oxley)表示，中国极可能成为纳斯达克最大的国外市场。这些引领着中国股市继续一路飘红。2007年10月，中国股市总市值达到6.73万亿美元，排行全球第二，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

　　高明看着电脑屏幕上五颜六色、涨势良好的股价曲线，开心地说：“现在行情这么好，有时候，我一天的交易额就相当于一个奔驰车队。想像着它们在我的操控下开进开出，那种感觉真爽！”由于股价上涨和收入增加，超过1.3亿的大陆居民选择了投资股票和基金等理财方式。此时，高明的父亲也将自己的积蓄交给了儿子去打理。

　　就在股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2007年初冬，中国股市遭遇“寒流”。上海证券交易所10月份创下的6000点指数新纪录，在一个月间跌到5000点以下。有人提出，中国股市开始出现泡沫破裂的危机，但多数股民相信，在2008年奥运会前，股票指数还会冲上新高。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这次震荡是证券市场对投资过热的调整，中国股市将保持“牛市”，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对于中国股市，温家宝总理曾说，我们要用十多年的时间走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总的看来，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才刚刚开始。高明也相信，自己选择的股票之路，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就在前方。

　　特辑六

　　陈平原：恢复高考带来命运变化

　　陈平原教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现带着4个年级的8位中外博士生。当我们如约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和同是中文系教授的夫人夏晓虹，正在指导博士生准备论文开题报告，如日本学生的“梁启超与日本文化”，台湾学生的“抗战期间北平台湾文化人的活动”，香港学生的“近代中国的粤语书写”。

　　一生而历两世

　　谈起自己的故事，陈教授说，一生而历两世，既有苦涩的青少年，更是改革开放的幸运者。

　　“文革”期间，陈平原在广东汕头农业学校任教的父母皆受批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陈平原初中毕业便面临两条路：或去海南插队，或回家乡劳动。

　　陈平原老家潮州人多田少，百姓有走南洋谋生的传统，主人出门，宗族依俗保留其祖屋--万一在外落难，回乡方有落脚之地。于是，奶奶带着陈平原三兄弟回到乡下老家。

　　陈平原至今记得第一次出工的情景：村民扛着锄头，挑着肥料，翻山到三四公里外的田里耕作。15岁的陈平原得到生产队长的照顾，要他只给人家扛锄头就行了。谁知他扛着两把锄头走了三公里便几乎累倒了。

　　受家庭熏陶，陈平原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每日干活回来便埋头书本，陶醉在中外文学名著里。回乡不到一年，乡亲们便让他到村里的小学当语文教师。

　　改变命运的大学招生考试

　　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不久便提出恢复高考招生，并破例在当年12月举行全国招生考试。消息传来，百姓奔走相告，那些在农村劳动的知青们，更是欢欣鼓舞。

　　陈平原听到消息立刻报了名，考试很顺利。谁知考试后的体检，却虚惊一场：他原本身体瘦小，体检那天又没吃早饭，体重只有99斤。当他听说男生体重标准是100斤时，又怕又悔：早知如此，应吃两个红薯才来体检。只差一斤，这让陈平原全家寝食不安。好在他报考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并非严格要求体力的工科专业，并无大碍的。

　　陈平原入学后听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陆续广播、刊登了他的高考作文。

　　苦读创新，造就人才

　　陈平原他们这些赶上新时代列车的幸运者，为弥补“文革”造成的文化知识缺失，在大学里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从中国古典名著到西方文学经典，以及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等等，无不贪婪地“进补”。

　　陈平原至今仍记得当年的大学生活片断：半夜里在书店门前排长队，等着买《安娜·卡列尼娜》；星期天在闹市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据说，1977、1978届大学生苦读的故事，已被后来的大学生传为“神话”。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又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的王瑶教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三年后，他成为北大第一届文学博士。在这期间，他和钱理群、黄子平一道，解放思想，用新理念、新方法，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为读书界和学人所瞩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78年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为85.6万人，到2006年已扩为2300万人，其中研究生超过100万人。

　　不过，作为博士生导师，陈平原对今日大学扩招和研究生教育，也有看法。如今，很多大学都从本科教育转为研究生教育为主。这固然有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但也与社会的学历崇拜、人才高消费有关。用人单位不但要高学历，还要查本科、硕士、博士“三代”，看是否出自北大、清华等名校。

　　“学历崇拜带来研究生教育的泛滥，还间接造成学术水平下降。”陈平原说。近年，研究生教育规章制度越来越规范了。对此，陈平原认为，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强调过头，制度僵化，又会压抑特殊人才的学术创新精神。

　　大事记：

　　Δ1999年，大学招生157万人，比前一年多招50万人。此后大学年年扩招，2006年，2273所高校招生500多万人。

　　Δ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大学免收学费。1989年开始象征性收学费。此后学费逐渐提高，目前北京市大学学费为4200--6000元/年。

　　Δ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分配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高校开始陆续实施自主择业政策。于是就业成为大学毕业生的一大难题。

　　特辑七

　　中国实施科学发展战略

　　导语

　　近年，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并以此作为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那么，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背景是什么？它又包含哪些内容？请看本刊记者对中央党校专家的访谈。

　　韩庆祥(简称韩)：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刊记者：丘桓兴

　　记者：韩教授，您好！中国近年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请问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韩：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给中国带来持续快速的发展。文革中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到今天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百姓从温饱不足到吃饱穿好，不少人还买房买车，到国外旅游。

　　记者：那么，为何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呢？

　　韩：2002年，我们在总结这20多年的建设历程中，发现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一些问题。当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四大物质要素来拉动：一是靠消耗自然资源，什么靠山吃山、靠煤吃煤、靠油吃油，以拼资源消耗来发展。二是污染环境，各地一哄而上的小化肥厂、小水泥厂、造纸厂等等，缺乏必要的环保设施便匆匆上马，还美其名曰“先生产后治理”。三是靠资本投资。四是靠廉价劳动力，不少企业主使出种种招数，如压低工资，不进行培训，不改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无视劳动者的基本需求和权益等等，靠低廉的劳动成本，拉动经济增长。

　　记者：前些年，有些老板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后，各级政府随之采取各种措施追讨，农民工才拿到自己的工钱。

　　韩：靠物质因素拉动经济，后果严重。许多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若把环境污染了，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后患。还有，如今老板想压低工资也不行了，第二代农民工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了。靠投资、靠拿来主义，也得付出代价。例如苏州产的鼠标，在国际市场上卖40美元，但其中37美元被美国、瑞士合资公司拿走了，中国仅得3美元。

　　记者：长此下去，势必会资源枯竭，生态失衡，人力素质不高，失去竞争力和发展后劲。那么，科学发展观包含哪些内容呢？

　　韩：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简言之，第一是要发展。2007年经济增速11.6%，2008年预测是11%左右。二是以人为本，三是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是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全盘安排各方面发展大计。

　　记者：请您作些具体分析和介绍。

　　韩：以人为本，就是发展是为了人民幸福安康，让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例如，为了“学有所教”，国家投入巨资，免除小学、初中学生的学杂费，让1.5亿孩子上了学。又如，目前全国80%以上农村实行了新型农村医疗保险，使大多数农民“病有所医”。

　　记者：还有，新近颁布的《劳动法》，将保障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权益，这是“劳有所得”。

　　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各方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让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而统筹兼顾，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等。

　　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中国狠抓节能减排，并出台鼓励性的优惠政策。于是各地积极行动，关停了高耗能、高污染的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同时，还关停了落后的炼铁产能1140万吨，炼钢产能870万吨。

　　记者：在保护水源方面，各地也做了不少实事。例如为消除蓝藻污染太湖水质，让百姓喝上放心水，仅江苏无锡周铁镇便关掉94家小化工厂。与此同时，各地还积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如内蒙古今年开发的草原风力发电，成果显著。江苏则规定城镇新建的12层以下的楼房，要装置太阳能热水器，等等。

　　韩：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靠消耗资源、污染、投资和廉价劳动力拉动经济，转变为靠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方式。在这方面，浙江省的发展模式很成功。浙江的自然资源，全国倒数第三位，而经济发展却排在全国第五位。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提出“零资源、大经济”，依靠人的能力、智慧来发展经济的思路。于是，宁波没有纺织厂，却生产了大批服装；海宁不产羊皮，却成为著名的皮具城；义乌靠经营十几万种小商品，获得了巨大效益。浙江缺乏资源，却造就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老板。这就是浙江的“人才经济”。

　　记者：看来，关键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将人的潜能和活力激发出来，就能创造财富，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韩：科学发展观，将指引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同时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空气是流动的，中国节能减排，天空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少了，对邻国日本、韩国等，也有好处。中国的国际河流水质清纯了，下游国家的人民也将受益。近年来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使沙尘暴的次数少了，对日本、韩国百姓，都是个福音。

　　特辑八

　　外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片断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在30年近一半的14年里，我都在北京生活。如今，我也居住在这里。身为外国人，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我还是得以置身其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认真”

　　最初接触“改革开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约十个月后的1979年10月18日。我作为朝日新闻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改革开放”的主角--邓小平副总理(时任)。身着淡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就“改革开放”的目的与现状侃侃而谈，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抬头望了望天花板上的吊灯，如是说：

　　“电灯泡应该能用800个小时，但是，(在如今的中国)有的灯泡只能用二三百个小时，(指着吊灯中不亮的灯泡)有的用上十几个小时就不行了。”说到这里，邓小平放声大笑起来。

　　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质量很差。甚至有些灯泡只要电压增强就会发生爆炸。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就是减少生产数量，也要提高质量。(工业)基础要更加牢固。”

　　此外，关于引进外资，邓小平这样说道。

　　“中国希望加快发展。我们希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也希望加速两国的经济合作。为此，吃点亏也是可以的。但要少吃亏为好。”

　　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都心存疑虑，怀疑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是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或者只是一种简单的方针转换？但是，邓小平的发言翔实具体、充满信心。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像他这样如此坦率地讲话。事先没有限定提问内容，也不看笔记，所有的问题他都自己作答。我感到，这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认真”的了。

　　起步稳健

　　当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商品并没有一下子涌进市场。1980年12月，我作为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赴任北京。当时我最先买的是被褥和冰箱。买被褥除了需要现金还需要“布票”，而外国人是无法得到“布票”的，幸好保洁员分给了我一些，我才最终买到了被褥。

　　冰箱在当时还没有那么普及。在专门面向外国人的友谊商店中只有两台外国产的冰箱，但上面都挂上了“已售出”的标签。我只能去中国的百货商店，买了一台中国国产的冰箱。翻看当时的日记，写着售价916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成日元的话，约是12万日元。当时，我是用外汇兑换券支付的。

　　那时我突然注意到，我的周围竟是人山人海。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不满一百元，冰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想必，是我这个用奇怪的票子而不是人民币购买冰箱的日本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好奇心。

　　北京的大街上街灯很少，霓虹灯更是几乎没有。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汽车竟然关掉前灯在黑暗中行驶。直到84年3月以后，汽车才可以在夜里打开前灯。我将这样的新闻传回东京总部，却受到了编辑部主任的叱责，“到现在汽车还在黑暗中行驶？”

　　我说“不是”。我想他或许无法相信我所说的话，便小声回答，“汽车是开着小灯行驶的”。

　　之所以不开前灯，有这样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前为防备外国侵略，北京采取了灯火管制，不开前灯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政策的影响。还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大多汽车的前灯光线无法上下切换，“怕晃眼引发危险”所以不开前灯。确实，当时中国国产汽车的前灯大多无法上下切换光线。

　　早前，北京的出租车尚未形成“车流”，即使招手叫车车也不停。继广州之后，北京也出现了“出租车流”，那已是当年四月以后的事了。

　　最初，中国的老百姓也对“改革开放”半信半疑。“文革”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是，随着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心理也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女性开始化上了淡妆。在朝日新闻北京支局工作的一位中国年轻女性在蓝色的中山装里穿上了花衬衫，她时常站在镜子前，解开中山装的纽扣，偷偷欣赏一下自己的花衣裳。

　　自由市场遍地开花，还有人从近郊的农村赶来出售蔬菜和鲜鱼。在那之前的北京，每到冬天，提起蔬菜只会让人想到白菜。道路两旁的白菜堆积如山。鱼也都是冷冻的带鱼。很多骑自行车的人都把买的带鱼挂在车把上。随着自由市场的出现，人们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活鱼了。在那里洋溢着自由的空气和人们的活力。

　　外资终于“动真格”

　　在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落实，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眼看着一天天富了起来。翻盖新房的农民层出不穷。经济方面，中国引入了市场原理，工人的合同再也无法受用终身。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最先对开放政策做出反应的是香港和海外的华侨资本。但是，外资方面特别是日本的企业却迟迟没有动静。日本企业的负责人纷纷询问：“会不会突然哪天政策改变，合资企业就被国有化了呢？”

　　虽然资本进入了中国市场，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与中方合作不顺利，外方“被骗”等纠纷也偶有发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顺利增长，日本企业也逐渐加深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

　　然而，“改革开放”也并非一直直线发展。由于“反对精神污染”的声音和批判日本教科书的舆论高涨，日本企业担心这会不会对合资企业带来影响。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导致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制裁，日本企业也暂时放缓了在中国发展的脚步。

　　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打破了这种困境。巡视完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充满了自信。他指示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并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将这一政策确定了下来。此时，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日本解除了此前的对华制裁，真正开始让企业走向中国市场。到这时，日本企业终于“动真格”的了。

　　90年我再次到中国工作，看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每天都在向天空不断伸展。俗称“面的”的黄色小面包车川流不息，但没过多久就被取缔了，送到钢铁厂当废铁处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直至今天仍在继续。

　　不蹈覆辙

　　2001年春天，我从朝日新闻社退休，同时，作为《人民中国》的外国专家再次来到北京。在此之前，我都是以一个外国记者、或者说以一个“外人”的视角从外部来观察中国的。自那以后，我得以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了。当然，由于我是一名外国人，并不是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生活。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差不多”的生活，使我以百姓视角观察社会的机会大大多于从前。

　　二十一世纪的北京远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暖和了许多。冬季降雨也不是稀罕事了。空气中已没有了曾经那种煤炭的气味，天空也乍一看干净了起来。然而，似乎北京的空气质量正在恶化、肉眼看不到的污染也正在加剧。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车流的泛滥以及空调的普及吧。由于全球变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正在迅速温室化。

　　虽然上海和北京已然成为国际大都市，但只要去到沿海地区以外的地方，就能发现那里的经济是多么的落后。农村则更为贫困。地方和农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很多，但贫富差距正在明显扩大。河流处处遭受污染，食品安全也令人担忧。煤矿坍塌等死亡人数众多的恶性事故频频发生。还有入学考试难、就业难、房价上涨、物价升高……。老百姓的忧心事数不胜数。

　　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日本也是如此。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开通了，经济快速增长了，然而空气却遭受了污染，河流变成了臭水沟。水俣病等公害肆虐。煤矿发生大事故、大型客机坠毁、虚假繁荣……。这些都和当今的中国极为相似。

　　2007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七届党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并在报告中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持续着年增长率近10%的经济增长。老百姓富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些成就应该大加赞赏，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负面影响也渐渐显现。从优先发展经济到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的一次路线大转变。现在，又一个“新改革开放”时代即将开始。

　　小资料：

　　* 2003年10月，中国在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后，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以此作为今后发展的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作了各种调整：

　　1、发展目标: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发展目的：从追求GDP增长的“以物为本”，调整为“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3、发展领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4、发展方法：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国内外改革与对外开放，着力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

　　5、区域发展：从最初的“沿海开放”、“东部率先发展”，到“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统筹中国的区域发展。

　　6、外部环境战略：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