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人民的“四权”，是民主政治进步的落脚点。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民的“四权”日益得到保障，日益得到发展，体现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在不断进步。

　　    (图片来源：河北新闻网)

　　“我是公民王淑荣。”白头发、大嗓门、急性子，68岁的王淑荣喜欢这样介绍自己。

　　爱“告状”、爱“挑刺”、爱“当官”，王淑荣是乡里名人。1月30日接通她的电话，她的声音炸得记者耳朵嗡嗡响：“忙，太忙了，年后要开人代会，正在准备提案！”她是县人大代表，今年的提案是关于1999年河北省香河县农村土地延包中没得到耕地的妇女、儿童生活的问题。

　　“怕太猛了，有人会受不了。”想了想，王淑荣又说，“不过也得提！”

　　爱“告状”——

　　“胳膊拧不过大腿，那是没去拧”

　　王淑荣出大名的那件事，用五百户镇香城屯村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农民改变了河北省的一部法规，胳膊愣是拧过了大腿，大家伙儿都得了益。

　　“谁说胳膊拧不过大腿？那是没去拧！”王淑荣自己这样说。“敢说敢提”是她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2001年时，村里三户人家申请了几亩临时用地养牛，镇上收了2500元/亩的“复垦费”，依据是《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中的一条。王淑荣一翻土地管理法，发现跟这个条例说的不一样，就给省物价局物价举报中心写信。一段时间后，16180元钱款退了回来。

　　本村的事是解决了，但王淑荣一直琢磨，别的地方可能还会遇到类似这种事。2002年8月王淑荣给国务院写信，2003年1月21日她收到了回函。欣喜之余，王淑荣却并不满意：如果这条规定不删去，就不能从源头上杜绝地方政府向农民收钱，农民发展养殖业就受限制。

　　2003年5月，王淑荣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去了封信，题目是《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和〈河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的审查建议》。200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致函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2005年5月经过法定程序，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地方法规修正案。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写信提意见，成了王淑荣的“专业”。一次，县政府一个新来的年轻小伙子挖苦她说：“老太太，我认得你，你是咱们香河县的‘告状专业户’。”王淑荣立刻“教育”了他：“告状到政府来吗？告状有人民法院。我是公民，来这里是反映情况，表达愿望，让你们解决问题。请不要拿什么乱七八糟的帽子给我戴！”

　　爱“挑刺”——

　　“都成懂法的‘刺儿头’，就大治了”

　　有人说王淑荣是“刺儿头”，整天跟人对着干。王淑荣不同意，“人人遵守法律、进行监督，都变成懂法的‘刺儿头’，社会就大治了。”

　　1996年秋天，国家向农民征收“公粮”，乡里在不详细算账的情况下，随便就给农民核了一个数字。多数农民选择了“沉默”，王淑荣却与乡里较上了真儿：你算账，我交粮，你不算账，我就不交粮。但乡政府置若罔闻，强行从她家里拉走了一袋小麦。

　　当时，“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刚出台，王淑荣便将乡政府告到法院。法院听说有人要告政府，怕招惹是非，既不受理案件，也不裁定驳回。王淑荣上中级法院咨询，中级法院态度暧昧。王淑荣便按照自己理解的行政诉讼法中“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案件”的规定，上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起诉乡政府。然而，当王淑荣火烧火燎地赶到北京时，却因为塞了半天车错过了诉讼时效。

　　1998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农村乡统筹、村提留不得超过1997年的标准。1997年五百户镇向每位农民收费74元，可1998年镇里发给农民的“明白纸”上写的却是84元。王淑荣不干了，她把国务院通知抄在7张纸上，贴在大街上，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国家政策。不肯罢休的王淑荣，最终愣是为全镇3.7万名农民要回每人被多收的10元钱。

　　2000年，香城屯村第一次直选村委会成员。王淑荣得票783票，年届六旬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乡里第一位女“村官”。

　　当村主任期间，王淑荣抵制了几次乱收费。村里进行农网改造，有关方面将变压器款变相摊到村民头上。王淑荣搬出相关规定，去电力局、物价局等部门论理，最后要回变压器款、电费押金、管理费等近3万元。

　　爱“当官”——

　　“我有选举权，但被选举权呢”

　　2007年，王淑荣当上了香河县人大代表。这个代表，王淑荣等了20年。“这是我最大的理想。”王淑荣感慨万千，原因只有一个：人大代表可以直接参政议政。

　　1987年，香河县人大代表换届，平时爱钻研法律的王淑荣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我行使“选举权”画圈选别人，那么宪法赋予我的“被选举权”哪里去了？

　　拿着选票，王淑荣对村长说：“我今天弃权！”村长第一次听说有人要弃权，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让你选你就选嘛。”王淑荣却掏出笔，刷刷在那个人的名字下打了个叉，然后将自己的名字添在了后面。

　　村长活了50多年，见过争米争面的，没见过争“选举权”的。觉得“新鲜”的村长说：“你添上自己也白搭，一票是当不了人大代表的！”

　　那次选人大代表的结果是：王淑荣得到10票，王淑荣自己家5口人每人投了她一票，她隔壁邻居家5口人每人投了她一票。

　　王淑荣的“捣乱”，让大家开始重视自己的权利。1990年县人大代表换届，王淑荣得了46票。1993年，王淑荣得了140多票。1996年选人大代表时，王淑荣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没参加。1999年村民们投了王淑荣421票，其他候选人得票最多也不过600来票。没有当上人大代表，王淑荣尽管心有不甘，但她觉得参与比结果更重要。

　　2007年，她终于如愿当上了香河县人大代表。当上了人大代表，王淑荣干劲十足。家里专门拿出一间房子当作她的办公室，一天到晚电话响个不停，老有人登门求助。1991年王淑荣给县人大写了封信，请求全面审查本县各个涉农文件，一直未能如愿，如今她将此列为任期内任务之一。

　　有人说这么大岁数，还折腾什么呀？累不累呀？王淑荣说：“累，但我心甘情愿。”在孙子的帮助下，王淑荣学会了上网。除了读书、看报纸，王淑荣现在的生活每天还多了一项新内容，就是上网浏览法制新闻、查找法律资料。(记者李增辉)

　　●声音

　　纵论“四权”

　　韩正：保障“四个权”落实到监督政府

　　人民群众行使表达权很重要的前提是要有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就是让群众有知情权，但同时还要有各种渠道来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参与权，最后就可以落实到监督政府，群众的监督权就有了体现。这“四个权”，都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有了人民的监督，我们各种权力的运行就不会被滥用，政府就可以真正对人民负责。

　　——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中外媒体记者招待会上说

　　郭声琨：群众敢与记者说与领导却不一定好说

　　群众究竟最盼望什么？最希望党委、政府做什么？希望媒体记者多给我们传递，多给我们反映。确实，群众有很多情况敢与你们记者说，但与一些领导却不一定好说或不敢说。作为领导，如果听到的或看到的东西不是真实的，而是作了包装或改装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和信息去想问题、做决策，政府和群众就会受到损失，这十分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信》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上说

　　肖扬：一次陪审经历胜过十次法治宣传

　　对人民陪审员来说，一次陪审经历，胜过十次法治宣传，通过与法官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不仅可以亲身经历一场法治的洗礼，学会用法律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思考问题，而且会将自己的感受和收获，向身边的人广泛传播，形成很好的辐射效应，从而减少公众对司法的猜疑、不满和误解，增进对司法的信任、理解与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一次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上说

　　李毅中：做好安全生产必须保障群众参与

　　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安全生产，积极反映问题、举报事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力支持。我们要保障人民群众对安全生产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在第二届“安全发展”高层论坛上说

　　许宗衡：代表人民施政也不能忽视向公众解释

　　以往我们一些政府机构更习惯对上负责，向上级汇报工作，而忽视向公众解释。因为他们认为既然是人民的政府，就必然是代表人民施政，公众自然会理解政府的工作。这种观念已落后于时代。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该市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