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  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0日听取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将启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将从现在的27个减少至25个。

　　马凯表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机构经过六轮改革，形成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架构和职能体系。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依然突出，不该管的管得过多，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好；职责交叉、权责脱节、争权诿责现象依然较多，行政效能不够高；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一些领域机构重叠、人浮于事问题依然存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不作为乱作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点是，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具体内容是：

　　--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不再保留铁道部。

　　--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卫生部的职责、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人口计生委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发展改革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不再保留卫生部、人口计生委。

　　--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食品安全办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承担；不再保留食品药品监管局和单设的食品安全办。

　　--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不再保留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

　　--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将现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洋重大事项。

　　--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将现国家能源局、电监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发展改革委管理；不再保留电监会。

　　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5个。

　　“铁道部的不再保留具有标志性意义，意味着产业领域最后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被清除，铁路终于实现了政企分开，为今后铁路投融资和经营管理提供了新的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机构改革最重要的不在于机构的分分合合，而在于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最基本的就是政企分开。

　　“相比多了还是少了几个部门，我们老百姓更关心政府能不能痛痛快快给办事，所以关键是要减少审批，强化服务。”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全国人大代表郭建仁说。

　　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而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对中共十八大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的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说明》指出，这次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要按照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适应加强市场监管、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需要，推进职能转移，着力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说明》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进职能整合，着力解决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提高行政效能；推进职能加强，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抓大事管宏观不够问题，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注重完善制度机制。

　　“给自己开刀是很难的，部门权力背后往往是巨大的利益。但当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明显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成为各种矛盾集中交织的地方，这个刀再难也得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分析人士认为，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面对空前机遇和挑战，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将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重要一步，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说，中国目前正从速度型的发展向质量型的发展转变，这就需要有良好的市场监管体系，政府应该少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更多地发挥监管的作用。另一方面，应该让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不少社会组织都有能力更多地参与社会管理，因此他们能够承担的工作，政府就应该放手让他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