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你中产？

　　覃珩，10位随机受访者之一，罗湖区天慧外贸进出口公司中层，他心目中“理想中产年收入”是“60万”。在发给记者的邮件里，他为自己解释——实际上，一个深圳的中位收入者，一年的开销6万左右就够了，但在认同感普遍缺失的深圳，“60万”是最低限度的心理保障。覃珩最后说，利率、汇率一天一变，房价不断上升，你实际上不清楚这“60万”缩水后是多少？覃珩称之为“改制国家中产的普遍特征”。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中国式中产的未来，官方、学者比民间乐观得多。这也是魏城在调查里的最重要感受。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而早在2001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同一年，原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新加坡预测，未来10年，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人之多。

　　有学者怀疑数据的可靠，形象比喻为“预期紊乱”，是“官方、学术圈吐出的一连串好看的泡沫”。“路边的小饭馆全变成了宫庭宴，街上的小妞全变成了格格。”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曾于2002年6月底公布调查报告——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22.83万元——这已经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但更为惊人的数字出现在2003年2月，北京市统计局公布，北京城镇居民平均家产达47.5万元，是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当记者把这一数据提供给覃珩时，他在MSN上回的第一话是：农村的平均家产呢？

　　也有学者预测，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这一数据和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美国美林公司的预测大致吻合。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报告称，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西方的商业机构总津津乐道于预测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规模和可能的消费能力。

　　最新加入预测大军的是美国的麦肯锡咨询公司。该公司最新的报告说，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波发展潮：第一波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壮大，到2011年，下层中产阶级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增至峰顶；第二波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扩张，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到2025年，上层中产阶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到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采访中，部分专家想挤出乐观情绪里的泡沫。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就表达了相反的看法。“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条晃晃悠悠的船”，虽然“想上船的人不少”。

　　牛文元提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形成足够大的中产阶层的五条标准。“城市化率是否达到七成以上”、“白领是否多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12年以上”，等等。以此为准，上述预期数字大打折扣。

　　牛文元认为，中产的壮大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其二是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而这两点，政府做得远为不够。

　　“中产阶级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成为热门话题，是因为，这个阶层在转型中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社科院的张宛丽说。

　　在张宛丽看来，这个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缓冲贫富分化——预留政策调整的空间，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更为普遍和生动的一对说辞。“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尤为珍贵。”而“凡是中产阶级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麦肯锡的《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说，中国能够逃脱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宿命：“我们的预测表明，中国将避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的‘哑铃经济’：庞大的穷人阶层、人数不多的富豪阶层和人数同样稀少的中产阶层。甚至在极贫和极富之间的绝对差距继续扩大之际，中国城市所有阶层的收入仍将全线上升。”

　　这多半要归功于壮大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他们是“中国稳定的核心”；社会学家说他们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政治家怕他们长得太快、胃口太大；行政官员吃、拿、卡想捏住他们；民工们恨不得“灭”了他们，再来一次均贫富。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阶级生存的外部环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一旦中产形成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将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格局。因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本质，其实是这个时代中产阶级的全部自觉意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为实习记者胡远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