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资源的争夺

　　对资源的占有直接意味着利益争夺。巴城镇蟹业协会会长龚炳龙记得，1988年他做水产批发生意时候，见过一个外地老板来阳澄湖“探宝”。这位老板花10万元建了一个非常长的“地龙网”，从阳澄湖东岸湖底一直通到西岸湖底，“一晚就捞上来8吨鳗鱼，3天就回了本”。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警觉，因为“甲鱼、鳗鱼、螃蟹在当地都不是稀罕的东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花几万元成本养殖大闸蟹变得非常普遍，急于让农民富裕的各级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大量养蟹。像张宝明这样的渔民，本身无多少积蓄，在政府的鼓励下轻松取得贷款，养蟹的利益很快使借贷款机构有了回报。巴城镇渔业村在1991年划分水面的时候，与农民分田类似，18万亩水面对于周边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每家分得的水面相当大，从100亩到1000亩不等。据资料统计，在1998年到2000年，一般渔民的年收入就能达到10万元。

　　苏州市阳澄湖渔政站第四分站站长张根林说，当时的阳澄湖属各县市分块管理，收益也归属各地财政。比如张根林所在的第四分站，将水面划给前来承包的农民，每亩水面收取150元，上交地方财政后返还一部分给渔政站作为创收收入。“阳澄湖已经变成金矿，渔政部门当然愿意广收钱财，只要你愿意来，我就批网围养殖许可证”。于是湖边原本种田的村子，村民们看到利益迫不及待加入了养蟹行业。阳澄湖东湖的渔政局还跑到外地去招商引资，吸引阳澄湖西湖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承包水面，“有一年招来了27户”。

　　2002年阳澄湖上的网围养殖到达最高峰时候，张根林说，“网围弄得湖面像巨大的蜘蛛网，农民在网围间留下极窄的水道，供自家小船去投食，大一点的船根本开不进去”。原本一望无际的阳澄湖变成了巨大的迷宫，到处插着毛竹和网子，“若是没有经验的渔政管理人员，这船开进了网围就出不来”。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站站长杨维龙提供的数据是，2002年网围占去了14.2万亩。

　　就在阳澄湖的水面划分即将失控时，来自城市人的压力使利益争斗出现了一种平衡力量。阳澄湖是苏州市区、昆山市及沿湖村镇近百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昆山市“人大”、苏州市“人大”的提案一直将阳澄湖水质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昆山或苏州传导下来的外来力量，基本不参与大闸蟹的利益分配，这种力量因独立又占有更上层的行政权力，使得他们主导的阳澄湖整治工作能顺利展开。

　　阳澄湖的水质在2000年以后明显恶化，当时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说不定哪天阳澄湖会爆发蓝藻”。在阳澄湖东面与之相通的傀儡湖向来水质好，昆山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也有建在傀儡湖的。但上世纪90年代中，傀儡湖大面积爆发蓝藻，直接原因是周围农民大量在湖里放置一种叫渔簖的捕捞工具，将傀儡湖与阳澄湖的通道几乎堵塞。2001年的时候苏州渔政部门组织一批干部去香港地区考察，发现香港时代广场的饭店已不愿挂“阳澄湖大闸蟹”的招牌，“我们问老板原因，他们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个子小、肉质也差了，所以生意人含糊了一下概念，打出了‘江苏清水大闸蟹’的招牌”。

　　阳澄湖渔政部门深受触动，回家后立即向市政府汇报，希望引起重视。2002年，苏州市以政府名义下文，把整个阳澄湖的管理权统一上收，成立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张根林说：“在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市长把财政局、人事局等各部门一把手叫来，将我们这些渔政管理人员转成公务员待遇，工作关系全部转到苏州市，不再有创收任务，可见当时市里头的决心之大。”

　　在整治开始的这一年，阳澄湖大闸蟹的质量也几乎跌到最低点。回头看，阳澄湖的整治在它的生态恶化到一定程度后及时展开，于是2002年成为阳澄湖管理思路的一个分界线。之前沿湖各级县市拼命发展网围养殖，靠湖面卖钱;之后苏州市开始统一压缩网围，解放湖面。农民们虽然是被动地接受调整，但大闸蟹的行情起伏也让他们很快意识到，养殖业毕竟是依靠自然资源的第一产业，一种源自农民内部的平衡需求从底层滋生了。

　　利益重新分配方案

　　2002年苏州市整治阳澄湖水面的规定，直接措施就是要压缩网围养殖的面积。但是对于已经交纳了管理费并且从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农民来说，谁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谁的利益又该做出牺牲呢？事实上，在市政府整治之前，农民内部平衡利益的一些做法已经实行。

　　面对能产出巨额利益的水面，农民们选择了他们认为最能保障公平的原始做法——抓阄。1994年莲花岛的施金龙和十来户邻居一起养殖大闸蟹，当年就见到了效益。到了1995年，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利用在湖中的优势，天罗地网地抢占水面了。1996年村里就出现了平衡措施，养蟹的200多户人家每家出一个代表，大家划船重新划分水面。用一根100米长的绳子，按照30亩一块的面积划出200多块湖面，然后用抓阄的方式每家认领一块。“有的地段好，有的地段差，但是大家抓阄得到的结果，心里都服。”

　　回想网围养殖的出现，曾经也是政府大力推行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中不断寻找动态平衡。1985年底中国水产市场价格放开，1986年后各地开始陆续给渔民分水面。江苏的苏北地区有几个湖泊搞人工养殖获得成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高额的经济效益使得这种模式获得推广。江苏省渔政局曾经发文要求各个湖泊都搞网围养殖，“一定时期对于提高水产品的数量起到了作用”。1992年，结束了“大水面”的模式，个体经济兴盛的渔民各自画地为牢。

　　1985年以前，每年到了9月28日的开捕季节，办好许可证的渔民进到阳澄湖捕捞。那时候每条船有捕200斤大闸蟹的任务，政府的水产公司以每斤2元的价格收购。渔民如果捕到200斤以上，就能以每斤15元的市场价格卖掉。

　　政府2002年的整治思路是搞平均主义，比起20多年前吃大锅饭的无产者的均衡利益，此时的平均主义成为制衡巨额利益的一种选择。以阳澄湖东湖沿岸的村庄为例，政府将所有非渔民清理出场，然后核定沿湖三个渔业村的户数，最后按照每户30亩水面来平均分配。

　　为何每家分给30亩水面？苏州阳澄湖渔政管理站站长杨维龙说，30亩的数字既咨询了养殖专家的意见，也结合阳澄湖养殖实际。当了10年分站站长的张根林，早年曾亲眼看见3个外地大老板来阳澄湖投资，却以倾家荡产收场。一个从南通来的老板投资了800万元，承包3000亩水面，但是水面过大难以管理，一旦有蟹弄破了网围，其他蟹会跟着成群结队地逃走，而“小面积养殖的很少出现亏损”。管理部门更重要的一个思路是:在同样大小的水面中，尽可能多地解决专业渔民的生存问题。“在2002年前只要出钱就可以承包水面的时候，一些渔民因资金不足被挤了出来，没有了吃饭的资本。”整治的第一原则便是，所有非渔民毫无条件地退出阳澄湖水面，政府给予适当的设施和人工补偿。

　　今年6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后，苏州市委、市政府要求阳澄湖进一步压缩网围。杨维龙说，过去5年的整治已经压缩了6.14万亩水面，计划今冬明春再将网围养殖水面压缩至3.2万亩，不足2002年高峰期的1/4。最新思路是让阳澄湖渔政站第三分站试行新模式，将现有网围全部拆除，然后划分成更大水面的网围(比如100亩为一个单位)，让资金雄厚的大老板进场，给原来占有水面的渔民分红。“类似于股份合作，这样政府更容易控制养殖密度，而不是让每个渔民都占一块，把阳澄湖切成碎片了。”类似于种田大户的养殖大户，有可能在政府新一轮利益平衡中出现。

　　苏州计划将阳澄湖的水面养殖压缩到3.2万亩后，其余水面开放为自然养殖，政府在开捕季节给渔民发放捕捞证，把渔民的权利压缩为捕捞而不是人工养殖。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在将阳澄湖的资源绝对开放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管理方式，“让所有的人都退出，这也是一种公平”。杨维龙还说，阳澄湖上游的工业污染也导致阳澄湖水质变差。“是发展工业获取税收还是保护大闸蟹经济？这对苏州市来说，是在更大利益上的一种平衡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