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按照惯例，每个“黄金周”过后，全国媒体几乎必然进行一番“盘点”和“反思”，一方面发布由各政府职能部门统计得出的喜人数字，另一方面则是对“黄金周”制度弊端的历数和讨伐。然而，随着“黄金周”制度的顽强坚守和公众对由“黄金周”主导的假日节奏的习惯甚至依赖，媒体对“黄金周”制度的批评，似乎有疲弱之势；由于人为制造的旅游高峰而导致的旅游、服务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似乎也已经成为运输、服务、景点等经营单位所逐步适应的常态。最初着眼于拉动内需的短期目标而建立的“黄金周”制度，已经有固化为中国特色假日模式的趋势。

　　但无论政府职能部门为“黄金周”制度做出多少不得不如此的辩护，也不论旅游经营业者为每个“黄金周”的收益多么兴高采烈，甚至无论普通百姓已经对由“黄金周”主导的假日节奏产生多少习惯性的依赖，都不能改变“黄金周”制度自身固有的缺陷和弊端。每年三次的强制假期，使全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进入“休克”式停摆，而人为制造的旅游、服务业的集中需求，又因“流动性过剩”而陷入梗阻和滞塞。在可以由统计部门统计、公布的账面收益之外，全社会究竟为这种人为的“休克”付出了多少隐性的成本，恐怕很难得出准确的统计。因此，尽管“黄金周”制度已经在公众舆论的批评声中顽强度过了第8个年头，但依然不得不继续接受舆论的批评和质疑，并时刻面对“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所不同的是，随着公众对“黄金周”由被迫接受到逐渐习惯，甚至形成某种依赖和期待，对“黄金周”的检讨和否定，也将有新的角度和依据。

　　在刚刚结束的“十一”长假，一系列与旅游、服务业相关的数字被再次刷新。据铁路部门统计，9月30日和10月1日两个出行高峰日，铁路客流连续突破500万，在10月6日、7日两个返程高峰未纳入统计的情况下，日均客流量达476.9万人，同比增长12.4%；而就在铁路出行人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自驾车出行数量也有大幅提高，有报道称，“黄金周”期间，连接上海、南京的沪宁高速路全线拥堵，最拥堵时，通过时速已经不足每小时十公里；同时，各地景点全线爆满，接待人数和营业收入双破纪录。与人员巨量流动相伴生的，则是各地假日生活的“狂欢化”趋势，有报道称，“黄金周”期间，南京人一天吃掉螃蟹6万公斤，而武汉动物园里用于表演的动物，居然因“不堪重负”而“罢演”。

　　凡此种种，往往会被政府职能部门拿来，作为“黄金周”日渐深入人心的依据。但从另一角度观察，游客不惜在“幸福感降低”的抱怨声中，依然为“黄金周”贡献着“拥挤系数”，证明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中国公众的旅游休闲需求大幅提高，已经远远溢出全国旅游服务业全力动员情况下的接待能力，“黄金周”固有的弊端和内在矛盾日益严峻。

　　在这样的基础上回顾“黄金周”的8年历史，我们或许应该公允地承认，尽管屡受批评和质疑，但“黄金周”制度的强制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国公众的旅游、休闲观念，一年三度的强行“休克”，不但把更多的人“赶”出家门，也在相当程度上培养了公众旅游、休闲的习惯。同时，为了躲避公共交通和热门景点的人潮，也有更多的人逐步开发并热衷于自驾游、郊区游、探险游、徒步游等多种旅游、休闲形式。仅就此而言，“黄金周”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熟”了中国公众的休闲文化。

　　不过，这样的“功绩”并非“黄金周”继续无限延续的理由，而恰恰是其功成身退的条件。当旅游、休闲成为广大公众的内在需求，且成为生活常态之一部分时，人为制造的被动需求，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必要。